【摘要】秦国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成效最为显著的。其成效显著的非主流原因是：秦孝公“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压力，商鞅“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变法手段，以及变法措施与历史传统的有机结合。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一次。究其原因，一是秦国君臣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推行变法，从客观上保证了变法的顺利进行;二是变法本身体现了经济基础的变动，最终必然导致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变法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巨大作用的客观基础。这些可视之为根本的或者叫作主流原因。除此之外，秦国商鞅变法成效显著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因素。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压力

　　秦孝公曾经说过“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认为东方国家看不起秦国，这是秦国、秦国国君莫大的耻辱，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促使秦孝公力推变法。

　　东方诸国之所以“卑秦”，原因有二：其一是秦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立国较晚。秦“非子曾孙秦仲，周宣王命为大夫，仲之孙襄公，讨西戎救周，平王东迁，以岐丰之地赐之，列为诸侯。春秋时称秦伯”。如此短浅的资历当然不能与东方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匹敌。其二是秦偏处西陲，民风民俗较为落后。“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这种陋俗不但不利于社会进步，而且在人头税和户税为主税源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不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他诸侯国更是看不起秦国，“不与中国会盟，夷狄视之”，使秦不能立足于诸侯之间，更谈不上发展壮大。所以秦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秦国国君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为求得发展而做的许诺，既是决心的表白，更是压力的体现。而商鞅变法正是他们释放压力，以期明民强国的重要希望所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变为强大的变法愿望。变法的内在动力加强了，必定能够克服巨大的困难，战胜难以想象的挫折，推动变法深入、持久、成功的发展。

　　在压力变为动力的背景下，商鞅变法得以顺利实施，不但革除了鄙俗，而且赢得发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同时，秦国的国力、影响和地位也大幅上升。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十九年，周显王承认秦孝公为诸侯之伯主。次年，诸侯来贺。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及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拜周显王。“诸侯卑秦”、“夷狄视之”，已经成为历史，秦国取得了与中原地区老牌诸侯国相同的地位，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

　　变法必然要触动保守势力的利益，势必要遭到他们的抵触和破坏。新法施行不到一年，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守旧派就跳出来捣乱，他们唆使太子故意触犯法令，以破坏变法。如果不能挫败守旧派的挑战，变法将半途而废;但如果处置不当，特别是牵扯到太子，可能也会给变法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终将危及变法。面对窘境，商鞅等人斟酌再三，采取了策略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

　　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考虑到“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因为是太子犯法，故免予追究，但是作为怂恿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受到严厉的处分，分别被处以黥刑和劓刑。这种策略性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予以坚决的回击，从而做到“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有力地维护和推动了变法;另一方面，尽量避开敏感而易引发事端的太子，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不至于树敌过多，从而减小变法的阻力;同时用法治的手段加大变法的影响，可谓一举三得。“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做法，在策略的基础上构筑起法制的理念，为新法的贯彻执行奠定了长远的基础。

　　变法施行十八年后，新法已经深入人心，“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由此也引起新即位的秦惠王极大的不满，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诬告，处以车裂之刑。对于商鞅的死，虽然“秦人不怜”，但是“秦法未败也”，变法并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夭折，是故变法“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这一事实更印证了“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对发挥变法成效的保障作用。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变法手段

　　变法是对旧观念的挑战。旧观念不仅存在于上层保守派当中，往往也存在于社会的下层群体中，所以改变保守落后的观念乃变法当务之急。而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就必然要使人们对变法树立起足够的信心。这就是商鞅所说的“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所以商鞅变法之初，通过“徙木”的手段，消除民众心中的疑惑，树立起变法的信心。

　　《史记》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关于商鞅“徙木”的目的，上述所引史料的记载已很明确，就是要消除变法中的“民之不信”，“以明不欺”，让人们树立起对变法的信心。唐朝刘禹锡认为，商鞅“徙木之行必信，则民不惑，此政之先也”。毛泽东也评论道：“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商鞅以此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

　　事实上，商鞅确实树立起千金难买的威信，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惑，打消了人们对新法实施的观望和动摇。所以变法实行一段时间后，收到可喜的效果：“兵无敌而令行天下”，兵强国富而政令通达;民众亦称颂商鞅变法“法令至行，公平无私”，“于是法大用，秦人治”的局面初步打开。

　　奖励军功与“尚首功”的有机结合

　　变法内容规定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作战有军功者，根据军功的大小，赐给相应的爵位，并赐予相应的田宅，是为军功爵制。这一变法规定与秦人的历史传统有诸多相类之处，所以实行起来，效果极为明显。

　　秦人的祖先，“同殷一样，都来自我国的东海之滨”，原来是生活在东方的夷族部落，后来迁移到西方。“秦之先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河、渭之间，封为附庸，邑为秦谷。”由此可见秦人的祖先应为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不但在东方时“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迁到西方以后“还保持着狩猎、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不但崇武好战，而且作战有“尚首功”之俗。所谓“尚首功”，就是作战中以杀敌数量来决定战功的大小，因此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要把敌人的头割下来，作为取功之用，因杀敌太多，取头不便，便以取左耳来计算，此俗虽残忍，但却激励战士英勇杀敌。变法中的军功爵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不难看出，军功爵制和“尚首功”的习俗如出一辙，商鞅变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因军功而取得的爵位，以及因此而获赏的田宅更加细化、固定化，并特别强调了军功的作用，即没有军功就没有相应的等级、差次和家次。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把新法与旧俗有机结合起来，以传统的力量来推动新法的贯彻与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变法的习俗阻力;二是把传统法律化，以法律的强制手段，以风俗习惯的潜在力量来移除旧俗，推行新政。传统的风俗习惯是制定法律的基础之一，所以很多成文法就是习惯法的自然发展，而商鞅变法客观上正是践行了上述原则，而且人为地加速了这一发展的进程，因此，商鞅变法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封建兼并战争中，发挥出其他各国变法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奖励军功与“尚首功”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用法律化的传统来刺激农业和军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用强化传统的法律手段来限制没落保守贵族的影响，削弱其实力，清除其对新兴封建经济的阻滞，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的经济实力与军队的战斗力在相互促进当中不断强化，实力逐渐成为七国之冠，而变法的实效也由此得以彰显。

　　比较而言，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变法运动，其基本背景和内容大同小异，但变法的效果却有很大的差别，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不能单从矛盾的普遍性上去揭示，更要考察各国变法的特殊性。秦国商鞅变法成效显著，与秦孝公“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心理压力，商鞅“法及太子，黥劓其傅”的变法策略，“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变法手段，变法措施与历史传统的有机结合等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些个性化的措施中，其他诸侯国的变法中也有类似的，例如商鞅徙木以立信的做法，在楚国的吴起变法中也有类似举措。因此，考察商鞅变法的成效应该把以上措施结合起来，以整体的、辩证的眼光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