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天下意识?《周易》中的天下意识至少包含四层含义：一是普遍性的规律意识，这种层面的含义与行为主体的理性意识相通;二是实践层面的价值追求，这种层面的含义与行为主体的功利意识相通;三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意识推广到价值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了价值与规律的某种统一;四是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的空间范畴，以及以此为背景而建立的天下秩序。

　　从第一层面的天下意识而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以天地作为模拟的标准，所以能够包含天地间的一切规律和法则。战略主体必须根据普遍性的规律来进行战略筹划、战略决策和战略驾驭。《系辞传上》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矣”，易简是天下最平易简单的道理和规律，把握了“易简”，就把握了天下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由此就能够把握事物变化的趋势。由此可见，这一层面的天下意识具有鲜明的理性意识特征，或者说，这种天下意识仅仅是战略主体对于规律的普遍性的理解和掌握。

　　从第二层面的天下意识而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一方面，战略主体(圣人)发现万物的功能，备以致用，如“服牛乘马”，就是驯服牛马，以利于天下人托运重物，到达远方;另一方面，战略主体制作新的器具，来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如“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就是将树木挖空制作成舟，将木头削尖制作成桨，以利于天下人引渡江河，到达远方。因此，“备物”“立成器”都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准备和制作出来的，充满了功利意识。

　　从第三层面的天下意识而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道、器、变、通等分析框架的建构是战略主体理性意识的表现，把这种分析框架推行于民众之中，使天下之民皆知变通、趋利避害，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就叫作事业。“道、器、变、通”的分析框架体现了行为主体的理性意识，“事业”属于战略主体的价值追求，同时，这里的事业亦体现了行为主体的功利意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理性意识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性就与战略主体的价值追求统一了起来。由此，就将第一层面的天下意识的普遍规律性与第二层面的天下意识的价值普世性结合起来了。

　　从第四层面的天下意识而言，《蛊·彖》曰：“蛊‘元亨’，天下治也。”《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离·彖》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下治”“天下服”“化成天下”“天下和平”等都体现了一种既包含空间属性、亦包含价值属性的天下秩序，这种以天下作为背景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实践等体现了战略主体宏大的战略视野。

　　从空间维度上讲，所谓天下，就是指在天之下，故称大地为天下。古籍中以家、国、天下连称，指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故三代统一诸国，称有天下;由统一而分裂，称失天下。这里所说的天下，指全中国。统一天下，即统一全中国。这里面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从古代空间概念上看，天下主要指天之下的土地，而天之下的土地的核心在于中国，中国即是空间天下之中，亦是文化之“中”;尽管这种认识与现代地理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其内蕴的战略视野、现代的全球视野甚至宇宙视野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广度。《周易》中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明显地具有“在天之下”，而非仅仅是某一地域(如地理上的中国)的含义。天下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本身构筑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天下秩序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由此而获得了“天下中心”的“中国”的合法性。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战略主体的天下视野始终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如《礼记》以地理上的“中国”为中心，并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将天下分为中国、夷、蛮、戎、狄等五类不同的文明。从战略视野角度来讲，“天圆地方”的天下概念，“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等为构建天下秩序提供了战略的全局性范围。《周易》中的“天下”亦作如是观。同时，“天下”必然要体现一种价值的追求。如《师·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以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兵者，凶器。”以兵“毒害”天下，兴师动众，首先应当符合“正”的价值要求，是站在天下人的视角基础上方能有军事战略决策和行动。

　　总之，从战略哲学角度而言，第一层面的天下意识属于主体的理性意识范畴，第二层面的天下意识属于主体为天下人利益而奋斗的功利意识范畴，第三层面的天下意识属于主体的理性意识与功利意识的统一。战略哲学所讲的天下意识，主要指第四层面的天下意识，也就是说，天下意识要求主体必须要以最为宏观的视野作为背景进行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战略驾驭。天下意识还要求战略主体构建天下秩序必须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进行相应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