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发展债券市场

　　李扬在会上表示，融资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利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殊性，只能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一步到位”且“包打天下”的利率市场化方案很难找到。

　　李扬认为，现实中不存在抽象的“利率”，在任何时候，市场上的利率都有多种，它们构成一个多样化且彼此关联的复杂体系。

　　利率是信用的价格，信用不同则价格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各个银行各个机构融资利率不同。也因此，融资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利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包括融资的期限，借款人的信用度，附属担保品的数量及质量，承载融资活动之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在利息支付时的税收待遇，破产清偿顺序等方面。

　　而因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殊性，只能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李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利率作为信用的价格，是一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样也是实体产品和服务定价的基础。二是利率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和综合性价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通盘考虑。三是利率的水平和决定机制，还直接与人民币的对外价格——汇率密切相关。因此，利率改革还要充分与汇率改革配套。

　　李扬强调，现在由于融资活动多种多样而且种类日趋增多，“一步到位”且“包打天下”的利率市场化方案很难找到。融资定价机制的变革必然表现为从一个(或几个)融资领域到另一个(或几个)融资领域逐步推进的过程。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利率“双轨并存”不可避免。

　　目前，市场上还客观存在着套利机制，为有效发挥资源配置高效的作用，我们要打通各类融资市场，并基于此形成有效的利率体系。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要科学推进。

　　李扬指出，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变革融资活动的风险定价机制。因此，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体系，使得利率的水平、其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给者、需求者和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

　　但是，由市场放任自由流动决定的利率水平，并不能自动保证国民经济达成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因此，宏观调控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可目前中国利率体系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体系，李扬称，这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他表示，利率市场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发展债券市场，理论上来说，金融脱媒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他表示，银行就是一个金融中介机构，要根据中国国情，让资金有序地走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第二，要接触信贷管制，在市场化的金融宏观调控构架中，数量和价格反向联动变化是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

　　科技创新离不开思想创新

　　高尚全在2018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研讨会致辞时，就中兴芯片问题以及华为的创新之路发表了看法。

　　高尚全首先提到，创新需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但前提必须有思想创新。如果没有思想创新，其他的创新将会很难。他说，现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创新至关重要，但是科技创新也离不开思想创新。

　　随后，在提到中兴芯片时，他称，任正非和他交流时曾谈到，中兴不光是芯片问题，中兴问题已经列入美国教材，警示我们不要销毁证据，不要试图保密协议掩盖错误，不要在调查期间继续犯错，不要战略性系统性地违反法律。

　　另外，要想解决芯片问题就必须要下定决心扎扎实实搞理论基础研究，同时，还不能靠财政砸钱来解决，应该通过股权投资来解决。因为财政的钱是有限的，而且撒钱常常有去无回，而股权投资可以作为种子基金并得到社会上大量的投资。

　　最后，高尚全认为，华为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机制。华为是员工持股，职工跟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第二，人才。华为发挥了各种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华为有18万人，其中有1万多博士，300多位外籍科学家。现在华为在5G方面领先，300多个外籍科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华为的危机感。任正非经常思虑下一个倒下来的是不是华为。第四，华为的公司治理，统治与分治相结合。统治就是要统一领导，像5G必须要统一领导，不能分散，但具体的实施却分散在各个地方，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

　　分配体系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

　　宋晓梧在研讨会发言时谈到了收入分配问题。他表示，分配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

　　目前，全球不平等在加剧，全球财富分配更加不公平，贫富差距是全球经济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不均衡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世界的问题。

　　传统经济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全体人民生活水平都会提高，基尼系数就会下降，比如库兹涅茨曲线。但美国经济那么发达，为什么贫富差距还那么大?宋晓梧认为，是因为这种曲线失效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加剧了资本流动，资本的逐利性要求，哪里成本低利润高就流向哪里，这造成了资本收入远高于劳动收入。

　　中国情况也不容乐观。宋晓梧指出，一次分配中国仍然是按地区，当前中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乡村内部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

　　据研究，欧美国家的二次分配，可以降低一次分配二十几个百分点。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只能降低6-7个百分点。最近宋晓梧团队又做了以税收为基础的统计，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税收是逆向转移的，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税收加大了第一次分配的差距。宋晓梧说，他强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分配必须要有利于公平正义，二次分配政府应减小差距。这是政府的责任。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

　　新动能的产生要与消费升级和供给创新相结合

　　马晓河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应对之道。

　　“芯片不一定要靠国家来研发，关键是要制定有效政策，吸引和引导社会、企业依靠竞争来研发芯片。”在他看来，芯片研发靠国家集中式创新可能性比较弱。

　　近些年中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表现出国家集中式引领创新力量大、民间创新力量不足的特征。在马晓河看来，核心领域、关键性技术、基础性环节、重大安全技术需要国家集中式创新，但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系统性成长，需要依靠民间大众创新，依靠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马晓河指出，社会民间科技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这就要减少审批和行政许可;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这就要减少买方和卖方垄断;创新者则需要无边界创新、均等机会和新激励机制。”

　　“今后中国的新动能产生一定要与消费升级和供给创新相结合。”马晓河认为，经济增量、存量增长必须在供求间达到动态均衡。“比如说无人机、机器人，现在发展很快，最终可能会由于技术需求导致产能过剩，因为供求不对等。”

　　谈到体制改革，马晓河认为这是新动能的重要支撑，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有法治约束的市场经济。

　　比如，政府要继续减少审批、许可发放;减少行政性、自然性、市场性三个垄断，保护经济人的财产不受侵犯;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适当调减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鼓励企业创新，扩大研发的减税免税范围，提高国家竞争力;提升人力资本，较大降低中产群体负担;增强公共服务企业，主要是打造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为民间创新创造条件等。

　　“为了挖掘消费潜力，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降低国民消费成本，增加居民购买力。另外，新型城镇化是新动能成长的黄金结合点，也要放开放宽政策，积极推进。”马晓河补充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刘浩：

　　建议按综合收入水平征收个税

　　刘浩在研讨会上谈到税收问题时指出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主要问题：一是分项计征个税造成不能按综合收入水平与纳税能力进行税收调节，是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以工薪收入等劳动收入为主判断收入水平进行累进调节，客观上加重了工薪阶层和劳动者的税收负担。三是单一的扣除税标准未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状况，造成纳税人负担的不公平。四是扣除项目人群中低收入人群税负较重。

　　刘浩列举了市场经济国家个税常见的扣除项目，包括：夫妻共同纳税申报或配偶扣除;赡养老人或儿童的费用扣除;孕妇扣除;多子女扣除;居住用房的贷款利息扣除;年金和私人养老、医疗、意外等保险费扣除;本人与子女的教育费用扣除;工作费用扣除;捐赠扣除。

　　刘浩认为，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好好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