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全国两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并就新时代的“政德”作出深刻阐述，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政德课。政德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官员考核的首要标准，也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中国古代政德修养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为官从政者的某些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理想境界，历经几千年的历练凝聚，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辉。

　　忠信爱国、以民为本，恪守从政为官政治规范

　　忠信爱国、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为官从政的根本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忠信”一词含有“忠”和“信”两个意思。“忠”者，强调中正不邪，至公无私，诚实无欺，尽心竭力之谓也。“忠”要求每一个官员，都要有牢固的爱国思想;“信”，五常德之一。孔子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为官者更是如此。一个官员只有讲信用，才能取得成就，完成任务。可见，“信”，是居官之本，也是政事之本。总而言之，“忠信”是重要的官德。“忠”和“信”两者缺一不可。一个官员，必须讲“忠信”，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既要对上诚实，不欺上、不瞒上，也不能欺下，要取信于民。

　　“仁”是儒家官德思想的灵魂。“仁”的核心理念是“爱人”。为官者的“爱人”主要体现在爱民上。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悠久，先秦思想家们就提出了“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语。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历代统治者都对入仕前的学子和从政后的官吏不断灌输“民为邦本”的思想，要求他们不仅要有爱民之心，有顺民之意，还要有惠民之实，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清正廉洁、修身正己，涵养从政为官道德境界

　　“廉者，政之本也。”廉是为官者的基本品德，也是赢得百姓支持的重要条件。廉的基本含义就是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古代的清廉俭朴教育主要围绕清廉、节俭、公正三个方面展开。清廉是官员的第一要务，不论官职高低，都要为政廉洁，只有做到清廉为官，才能自觉抵制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对于为官者是否清廉，不能只“听其言信其行”，而应做到“听其言观其行”。要做到清廉，生活必须节俭，节俭是清廉的基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崇俭，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廉洁是公正的基础，公是国家、是人民，廉洁了就会生公心，有公心了，才能行得正，才能发扬社会的正气。

　　在古代的德治体系中，“为政以德”是根本内涵，“清廉勤勉”是基本要求。为达到“为政以德”和“清廉勤勉”，古人认为需要从官员的自身入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的提升来实现德治，具体来说就是“修身正己”。《大学》中著名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一套完整的修身正己路径，也是历代官员保持自身德行的必修功课。

　　知行合一、重在实践，强化刚性约束监督机制

　　知行合一是古代政德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知”为道德修养，“行”为道德实践，强调实践是认知的最终目的。《中庸》对知行进行了相关探讨，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这深刻说明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关于知行合一，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认为言行合一是区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有效途径。明代王阳明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目标，指出：“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历代官员的考核制度中，都在官员道德考核方面进行了规定。《秦律》对官员违法行为予以了明确规定，一旦官员出现违法行为，就会遭到严重的处罚;汉代考核制度注重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结果分为“最”和“殿”两个等级，考核结果为“最”，说明有升迁的机会;结果为“殿”，则说明不理想;隋朝实施的“刺史巡察六条”，主要是对地方官吏的行政能力与品行进行监督;唐代考核官员的标准则为“四善二十七最”。由此可见，官德教育不仅是口头上的说教，还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形成良好选人用人导向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代用人，多取德才兼备。考诸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纷乱时，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国家安定时，对德行的重视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为的雄主用人的时候，迫于人才紧缺的形势，也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唯才是举绝不是忽视德行。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并制定了相关标准来规范官员的行为，注重官员道德修养的提升。在选拔任用方面，强调要“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将官员道德修养放在首位，为日后官员更好地履行责任、为民服务奠定基础。秦朝在选拔任用官员时，要求为官者做到“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唐太宗指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任用之道。在德与才的问题上，清朝康熙皇帝见识亦很深刻。他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他曾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着眼的还是承平时的治理而非纷乱时的虎争，其结论也正是在治理实践中得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与思想家们都将德行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首要标准，并历代延续，形成了良好的选人用人导向。

　　“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官员德行好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极大。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魂、为政之要，同时也是立国之基。我们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德文化中汲取精华，总结吸取古今官德修身为政的历史经验，讲政德、树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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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官八约”

　　对古代清官廉吏来说，做官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济世益民，在居官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若论官德“修养功夫”，清朝一位著名清官孙嘉淦的“居官八约”很有代表性。孙嘉淦当官四十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过学政、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敢于直谏，在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等方面贡献卓著。他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大意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保持清正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