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我们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掌握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充分发挥领导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开展学习教育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合理借助国际媒体也能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史钩沉】

　　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所包含的符号、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要素在国际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力、吸引力。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关系，具体表现为设置话语议题、赋予话语意义、制定相关规则的权力。党在延安的13年，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以设置话语主题，依靠领导集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以赋予话语意义，借助学习整风、学术争鸣及外国记者进行话语传播，较为成功地建构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染力、解释力。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以设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议题。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向全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自此，全党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应该民族化和具体化，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一时期，我们党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并进行理论阐释。1939年7月，刘少奇以是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标准，把党员划分为“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1940年1月，张闻天提出要“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1942年7月，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提出，我们党“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李维汉、陈云、彭真等也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做了阐释。这些论述，奠定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石，明确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题。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得到党内认可。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标志着我们党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最终确立。纵观这一时期，全党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大厦”，彰显了议题设置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意义。

　　依靠领导集体和知识分子群体赋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义。话语建构的主体是人，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以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等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和以艾思奇、张如心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撰写文章、成立研究会等方式，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外延、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深入探讨，赋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全面、具体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变得鲜活起来。根据领导集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赋予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等意义。其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核意义。20世纪30年代，伴随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学术界兴起“中国化”思潮，主张重视中华文化的中国特色、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自信。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的“根”，不可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议题设置后，张闻天、嵇文甫等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作了一些具体阐释。在他们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嵇文甫)，重点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国要素、中国韵味，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核。其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工作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毛泽东所提到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的主张。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就是要“具体的分析中国的历史的、经济的、阶级的环境”(王稼祥)，“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艾思奇)，“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张如心)。其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向意义。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大众化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指向意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接地气”的本土话语，在此过程中，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中国式语言和中国式表达，即毛泽东所讲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然后，再以通俗的语言和形式对大众进行宣传，如张闻天所言：“要善于采用通俗话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以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为切入点，思想上接受与诠释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行动上立足延安，并在全国范围内把握时机不断“发声”，为阐释和赋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身思想工作优势，克服被国民党封锁包围和肆意诋毁的劣势，利用在党内进行学习整风，党外进行学术争鸣，争取外国记者在国外宣传等方式，传播、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首先，陆续开展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在党内统一主流意识形态认识，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学习运动自1938年10月始至1945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结束止，是一场声势浩大、历时长久、范围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1939年2月17日，为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并发表讲话，号召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构建了对全党和全社会进行理论教育的框架。这些理论教育有助于统一全党和全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起到大规模、深层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其次，利用学术争鸣在党外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刚提出时，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和抵制，国民党文人企图用“中国本位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艾思奇等延安知识分子同叶青等国民党文人展开了一场论争。艾思奇通过撰写《论中国的特殊性》《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等文，批判国民党文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否定，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场学术论争具有学理性和政治性融合的特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既从学理上驳斥了国民党文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否定和质疑，又在政治层面捍卫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此外，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契机，真实地呈现党、革命根据地、革命群众民主团结的形象和生机蓬勃的精神风貌，也从一个侧面向国外民众展示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1944年7月14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

　　延安时期我们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掌握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充分发挥领导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开展学习教育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合理借助国际媒体也能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