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筑坚实基础。
一、发展阶段转换亟待推进三大重要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依托于诸多条件。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底子薄、基数小、增长空间大，人类社会已经创造出的大量技术和经验可以引进借鉴;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口，意味着需求规模和潜力大，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成本偏低，生态环境约束较松;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开放型经济，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上这些条件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人口大国经济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同时也使这种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有数量规模快速扩张的特征，伴随着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
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采取了稳增长的刺激政策，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回升，并于2011年第一季度到达高点，此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看，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不少重要变化，包括我国15—59岁劳动力人数从2012年开始下降，农民工进城数量减少，工资水平相应上升，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减弱;房地产等终端需求和钢铁、煤炭等重要工业品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过多等问题突出;土地等资源价格上升，部分城市房价高企，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有些方面接近甚至超过承受底线;随着我国要素成本上升、出口基数增大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以往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必须更多依靠内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房地产与其他领域之间、实体经济内部出现严重不平衡，部分领域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增加，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下降态势。伴随着这些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转变，经济增长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国内需求，更多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相应地，经济发展阶段开始转换，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符合规律，也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机遇期的内涵出现重大变化。如果说以前主要是“铺摊子”，以后则主要是“上台阶”。尽管我国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每年的增量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在保持可争取的增长速度的同时，难度主要在如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挑战转换为新的发展机遇。
二、变革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的重要内容。
质量变革，包括通常所说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素质。这是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变革。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向国际先进质量标准看齐，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使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成为高质量的标志;推动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资源向优质企业和产品集中，通过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企业和产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集聚，鼓励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各类创新，使创新成为质量提高的强大动能;把绿色发展作为质量提高的重要内容，从消费、生产、流通、投资到生活方式，加快全方位的绿色转型，使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重要特征。
效率变革，就是要找出并填平在以往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忽视的各种低效率洼地，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投入产出比较的竞争、效率高低的竞争。必须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依然突出领域的改革，重点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金融等行业引入和加强竞争，全面降低实体经济运营的能源、物流、通讯、融资等成本，提高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吸引力、竞争力;进一步实质性放宽市场准入，完善退出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使高效要素进得去，低效要素退得出，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企业兼并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和治理各类经济泡沫，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化解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供有效金融服务;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动力变革，就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必须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劳动者的素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促进各类人才的合理流动，更大程度地调动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高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打破阶层固化，拓展纵向流动、奋斗成才的渠道和机会。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三大重要变革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关键是切实、持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好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才能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开创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发展新局面。
三、实现三大变革必须深化改革、营造环境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较早阶段实现高速增长相对容易，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二战以后，许多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只有13个经济体。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迟缓甚至倒退。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数量规模扩张容易见效，短期内就能大变样，而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提高质量效益见成效、上台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将会遇到以往高速增长阶段未曾遇到的挑战，要面对并解决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营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首先，要解决好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认识问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如果试图继续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不注重质量效益，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短期内上去了，还会掉下来，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一个时期后算总账，实际增长速度反而是低的。所以，强调质量效益，强调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长时期看，实际上对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是有利的。必须纠正“唯GDP”倾向，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论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优胜劣汰，还是稳定企业家预期、调动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要求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政府是否更好发挥作用，也要看是否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产权保护、国企国资、土地、财税、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明确方向、划出底线;同时要重视地方、基层和企业的改革探索，通过试错减少改革的不确定性，找到符合长远方向又切合实际情况的改革办法。
再次，更加重视创新环境建设。成功的创新取决于诸多条件，根本的一条，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科学家等创新主体的稳定预期，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创新不同阶段金融产品的有效服务，产业配套条件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国内外经验表明，成功的创新主要源于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就是由于这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具备更好的创新环境。必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形成改善创新环境的地区间竞争机制，推动更多的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脱颖而出。
第四，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关键是如何把理念转变为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战略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不仅要做减法，治理污染，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形成新的消费升级动能、经济增长动能和创新发展动能。促进绿色发展，要注重生态资本核算的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使绿色发展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的公益活动，转变为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的日常经济活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形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的有效途径。
第五，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处在追赶期，不能自满自负，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正是我国在总体上已不再缺少资金，但仍要引进外资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走出去，对接国际上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技术、管理、供应链、营销渠道、品牌、人才等优质要素，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