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留下了诸多颇有教益的家训家规、名言诗文，蕴含着丰富的齐家思想。作为劝诫子孙持身处世、齐家治业的家训，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广为传诵。由清代名幕汪辉祖晚年所作的《双节堂庸训》，今人却鲜有关注，而其中既闪耀着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光辉，又饱含着汪辉祖业幕一生所积累的处世经验，融合了圣贤之道、囊括了人世沧桑。相较而言，《双节堂庸训》更接地气，看似“庸”，实则“真”。

　　汪辉祖，浙江萧山(今杭州市)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因屡试不第、家境困顿，23岁被迫入幕，之后便开启了长达34年的幕宾生涯，先后在金山、常州等10余个地方县衙担任书启幕宾或刑名幕宾，所著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被称作幕业的“枕中鸿宝”。《双节堂庸训》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印染着汪辉祖的人生底色，共计有“述先”“律己”“治家”“应世”“蕃后”“师友”等6篇，共219条，其中不乏可资取鉴之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雅重士人 实事求是

　　汪辉祖在“述先”篇中记载了汪氏家世及祖父母、父母的生平。汪辉祖谈到祖父“笃慕儒业”，看到识字之人便肃然起敬、以礼相待，有读书人因贫穷而不能应试，祖父一定会出资帮助;对于失去了从幕工作的读书人，也一定会大力举荐。曾经有一个读书人“考列下等”，汪辉祖听说大家都在取笑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祖父，祖父怒叱：“小子何知!秀才方有等，即下等，毕竟贤于不入等者。”汪辉祖的祖母同样雅重读书人，“邻有寒士，力不能自给，祖母尝节缩口食周其匮”。汪辉祖通过祖父母的言行彰示了对知识、对士人的敬重。

　　正如古人所讲“遗金满籯，不如一经”，汪辉祖十分看重知识的价值，“书为良田也……又岂必以资产为凭藉哉”!在汪辉祖看来，知识胜于钱货，读书胜于谋利，“文字之传可千古，而藏镪不过数世;文字之行可天下，而藏镪不过省郡;文字之声价，公卿至为折节，而藏镪虽多，止能雄于乡里;文字之感孚，子孙且蒙余荫，而藏镪既尽，无以庇其后人”。

　　在汪辉祖十一岁时，外公到家中，父亲让汪辉祖穿蓝色布袍拜见。母亲认为不妥，“儿以敝衣见新亲不雅观，须假绸衣衣之”，父亲回答说，“何碍!此时衣绸、衣布无关荣辱。今父母为之衣绸，而他年自以布衣终其身，乃为辱耳”。实事求是、循名责实的汪氏家风自此便已见端倪。

　　汪辉祖劝诫后人要名实相衬，既不能名过于实，也不能名不副实。出于对名节的珍视，便会顾及廉耻，谨言慎行，既不能玷污先人也要为后人留余地，“顾廉耻乃忌惮，有忌惮乃能检束，能检束自为君子而不为小人”。就像穿新衣服的人，担心有污染，便会时时爱护它，一旦沾染了污垢，也便不再爱惜了，即使浣洗也会留有痕迹，就会任其破陋下去。好孝名，就断不敢有不孝之心;好忠名，就断不敢为不忠之事。

　　自立自强 诚实守信

　　“述先”篇中记载，有人邀请汪辉祖的父亲参加喜宴，母亲建议让汪辉祖一同前往，“儿不能无应酬，令与人熟识亦可”，而父亲却严词拒绝，“儿欲熟人，人不与儿熟也。儿能自立，人乐与交，何患无熟人?”足见汪家祖宗对后辈自立自强的重视。年少之时，要先立志，“不能立志，则长为懦夫而已”。汪辉祖援引范仲淹、文天祥和周处的事例，劝诫后人要有大志。范仲淹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文天祥为童子时，见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皆谥“忠”，倾慕不已，发出“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誓言;周处立志悔过，少时无赖，为乡里所患，后来听闻乡亲关于“三害”的议论，心有所悔，杀虎斩蛟，终以忠勇著名。在人的一生中，自少至壮，“罕有全履泰境者，惟耐的挫磨方成豪杰”，这就昭示了为人当自强，不畏困难，勇于斩断人生前行中的荆棘。

　　做事贵有恒心，矢志不渝，“能认真于始而不免中辍，断断不可”。汪辉祖引用谚语“扳罾守店”，说只要“手不离罾(捕鱼的网具)，必可得鱼”“身不离店，必可获息”，这些都是因为有恒心;又引“磨得鸭嘴尖鸡贱”来反衬那些盲目跟风而无恒念之人，意即本来鸡的行情好，鸭的行情并不好，为了把鸭也卖个好价钱，就把鸭嘴磨尖像鸡一样来出售，待把鸭嘴磨尖后，鸡的行情也大贱了。于是，汪辉祖说，要做成事业，“全以有恒为主”。

　　汪辉祖劝诫后人，诚实守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要。“一事失信，便无事不使人疑。果能事事取信于人，即偶有错误，人亦谅之”，“天下无肯受欺之人，亦无被欺而不知之人。智者，当境即知;愚者，事后亦知。知有迟早，而终无不知。既已知之，必不甘再受之”。这样循环往复，就像叫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人们也便不再相信他了。

　　汪辉祖说，“占便宜者失便宜”，这是亘古不变的通论，“显占一分便宜，阴被一分轻薄”。首先，便宜的产业不能接受，“产业各有时价……妄想便宜，无端而价值比大众较廉，其中必有欺隐、影射、重卖、盗卖等弊”。其次，所借之债应及早偿还，他人借予钱财，是一种恩情，不能把这种恩情视为理所当然，而应当“刻刻在念，力图酬报”。如果“因循不果，至子大于母，则偿之愈难，索之愈急。不惟交谊终亏，势且负累日重”。

　　待人谦敬 持家勤俭

　　汪辉祖的祖母“性庄重，与人谦谨”，儿孙们到她身前跪拜，她一定起立回应，对待乞丐也是如此。考虑到她是行辈里的尊长，有人就建议她不必这么做，她却回答说：“彼亦人也，何敢以贫故慢之。”有了祖母的言传身教，汪辉祖也教导后人要有亲和力，“有春夏温和之气者，类多福泽;专秋冬严凝之气者，类多枯槁”，为人自然需要“岩岩特立”，以使外人不干犯自己，但也需要有“蔼然气象”，让人容易亲近，“孤芳自赏，毕竟无兴旺之福”。汪辉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后人要礼遇一时失意的人。汪辉祖在十四五岁时，“身孤貌寝，家难多端”，不为宗亲待见。山阴的李惟一是同族的姑父，见了汪辉祖之后非常欣赏他，称他“孺子不凡”。汪辉祖便有如遇知己之感，更加发奋，经常心念这段情谊，也因此在遇到失意之人、孤儿、寒士时，都雪中送炭，给予礼遇。除此之外，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也格外强调和睦邻里的重要性，“望衡对宇，声息相通，不惟盗贼、水火呼援必应，即间有力作之需，亦可借佽将伯”。

　　汪辉祖批评“幼小不宜劳力”的谬论，指出“筋骨柔脆，则百事不耐”，“欲望子弟大成，当先令其习劳”。他提到无论富贫，治家都要勤劳，不能游手好闲，“不惟贫者力食，非勤不可;即富者租息之增减，管钥之出纳，无一不须筹画”。为此，汪辉祖还引用了一句谚语：“男也勤，女也勤，三餐茶饭不求人。女也懒，男也懒，千百万亩终讨饭。”更有甚者，如小说家所言：“富家儿中落，持金碗行乞，知乞之可以得食，而不知金碗之可以易粟。”

　　除了勤劳，持家还应节俭，不仅寒素之家花钱要节俭，即使是丰泰之家也应准入量出，一天浪费十钱，一百天就浪费千钱，“富家儿一败涂地，皆由不知节用而起”。要让子孙知道物力之艰难，“一衣一食为之讲解来历，令知来处不易”;造宅不宜过于奢华，“宅取安居，惟坚朴者可久”;对于婚嫁喜事，也应量力而为，不能虚饰颜面，“订姻之初，宜从朴实，勿以媒妁所诳，作重聘厚奁之想”。此外，汪辉祖认为，以俭待宾万万不可，虽然不一定要极其丰盛，也应“以洁为敬”。一顿客饭，也能反映出一家之勤惰。

　　惜时专注 严于律己

　　汪辉祖认为，时光不能虚度，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时不可失”，而是因为“穿一日暖衣吃一日饱饭，费几多织妇农夫心力”?因此不敢怠惰偷安，这样才能衣食无愧，要不然，别人以辛苦的劳作奉养我们，我们却以安逸享乐来对待，这样看似是在“享福”，实际上是在折福。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精力专注。“盖专一有成，二三鲜效。凡事皆然。譬以千金资本专治一业，获息必夥。百分其本，以治百业，则不特无息，将并其本而失之。人之精力亦复犹是”。

　　汪辉祖强调“事无大小，粗疏必误”“脚踏实地，事无不成”。在工作中，要尽职尽责，“臣不能忠，子不能孝，便不成为臣、子。士不好学，农不力田，便不成为士、农”。

　　汪辉祖劝诫后人，如若为官，更要严于律己，奉公守法。首先，在声色货利上，要有所把持，不可纵欲，“纵欲败度，立身之大患，当于起手处力防其渐”，“居官贪残者，后有余殃”。汪辉祖最担心的是钱和色的诱惑，便用“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淫人妻女者，妻女亦被人淫”的严词箴劝后人。其次，汪辉祖告诫为官者要在用人、理财、事上、接下等方面恪守法纪，居安思危，“地愈高势愈危”，常怀敬畏之心，不能为所欲为。“覆舟之警，常在顺风，故快意时，更当处处留意”。再次，不要倚傍门户，一旦仰人鼻息，终身不能自振。最后，宦归故里时要避嫌，低调处事，“当以谨身立行，矜式乡党。一切公事不宜干预，地方官长无相往还”。

　　除此之外，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还有诸多有关道德、言语、交友等方面的精彩论述，如“缔姻宜取厚德之家”“多言宜戒，即直言亦不可率发”“朋友之分，忠告善道”“与人相处，不当恃己之长，先宜谅人之短”等等，而今均可作为修身齐家之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