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范秘书长，各位专家，今天我们这一节讨论对外开放，我就想起来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里讲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实在实体经济，在对外贸易出口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业的开放相对滞后，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近年来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就是人民币被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SDR货币篮子;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股市被纳入到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充分肯定的标志性的进展。
但是如果再细致去分析一下这两个指标，我们就能看出，我们背后对外开放领域的不平衡，或者说实体经济领域开放和金融领域开放的不平衡。第一，SDR中人民币的占比为例，在SDR的货币篮子里面，人民币的占比是10.92%，排在第三位，是第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首次纳入到SDR的货币篮子，但是如果我们做细分的话，会发现有10个百分点左右是来自于在国际贸易领域贡献出来的这么一个占比。而不到1个百分点是人民币在金融领域，金融产品的计价所贡献的，所以存在非常显著的不平衡。同样，中国的股市，经过持续的发展，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市值排名第二大，仅随在美国市场之后，大概是印度股市市值的5倍左右。我国股市纳入MSCI，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只纳入了在沪港通、深港通里面的220支股票，占整个MSIC的0.74%。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比，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加平衡的对外开放，我觉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必然表现为是要扩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继续的推进。
第二，说当下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与之相关联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可兑换而可兑换，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收支周期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个客观的需要。可能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中国如果是以吸引外资作为主要任务，是为弥补储蓄缺口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目标的话，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本国企业对外投放是否方便，对总体的经济运行影响是有限的。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进入到经济转型期，越来越多的企业，比如说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会把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这时，就迫切的需要更加便捷的资本流动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我们本土的这些企业的产业升级，他越来越多的非常活跃的参与到全球的先进技术的整合并购，并且灵活的把它对接到我们国内市场。我们看到大量的国际的并购，是关于某些可能在欧美市场上未必是最活跃、最领先的技术，但是它对接到中国市场需求上，往往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60%左右的跨境并购，是以上市公司作为平台进行的，它迫切的需要更加便捷的资本跨境调动、资本项目开放这些政策的支持。所以说，并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特定阶段，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经济升级的一个客观需求。
关于这点，经常有很多的批评，说我们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这不是的。同时也有很多的解读说，我们因为1997年资本项目的管制导致危机擦身而过。实际上我们仔细解读东南亚金融危机或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金融结构上的显著错配和风险的不断积累所致。管制实际上加剧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扭曲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比如说泰国，以当时静态的指标看，泰国持有的储备规模相当大，它远远超出国际的水平。但是因为它的经济结构上的巨大的错配风险，这个错配是由于他本土的金融市场不发达，缺少管理工具，缺少本土的融资市场所带来。所以并不是说开放带来的风险。第二点，我想报告的就是，当下重提改革开放，不能不提金融领域的开放，而当前提金融领域的开放，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说是实体经济所提出的客观的需求。
第三点是下一步的进展。如果查我们的官方的文献，1993年我们就提出来了，要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兑现，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化的货币，到1996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紧接着写入了“十一五”规划，叫做积极稳妥的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十二五”用的也是类似的一句话，“十三五”说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我们从国际惯例来看，从国际一般的案例分析来看，绝大部分的国家，在它的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之后，平均5到8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我们从1996年一直积极稳妥到2017年，大概有这么长的时间，总体上有进展，刚才我说加入SDR的货币篮子，加入新兴市场指数，但是进展是非常有限的，无非是开放三个渠道，第一，请进来，让外资能够进入到中国金融市场，使它更加多元化，但是请进来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制度难以对接。比如说一个外资企业要到沪深股市上市，他就需要完全按照中国的发行、上市、法律、信息披露、会计制度重新编制一套报表、一个流程，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成本，所以进展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请进来的金融开放难度是比较大的。截止目前，外资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总规模，不超过中国金融机构资产总规模的2%，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实现一个制度转换。第二，就是走出去，把我们中国的资金和中国的价格信号(比如说沪深指数)挂牌到海外的机构，这一个实际上更多的是市场自发走。补充一句，为什么各个国家在经常项目开放之后5到8年不得不很快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因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经常是很难区分的。例如，为了把资本转出去，我设立两个贸易公司就可以。所以我们对走出去是不可控的。在五年前，香港交易所全资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所以大家很好奇，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大宗商品和资源的消耗国，到底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里面，有多少是来自中国的交易呢?大家经常用它来做风险控制，风险管理，也无法估计。因为很可能一个海口的交易商，他通过日本东京的一个金融机构来报盘，报到伦敦。所以只能调一个大数据来看，那就是很简单，大概的猜测，中国放长假的时候，LME的交易量下滑30%左右，所以实际上在这么多年里，我们虽然赢得了控制，可是在市场实际需求的驱动下不允许他做，但是各种资金还是出去做了。第三个，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交易制度，结算制度，欧美发达市场也形成自己的一套交易习惯，这两者之间在开放的过程中如何融合石一个宏大命题。我自己参与操作，比如说债券通，沪港通，就是两个制度之间怎么互融问题。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制度全部放弃，遵循欧美的习惯，所以未来互联互通的机制将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这也是习总书记亲自在香港推动实施的，在海外的部分遵循欧盟的交易习惯，在国内的部分遵循中国的监管交易习惯，中间以香港市场作为一个转接，像一个插座一样，从两相方头变成三相另外的插座一个转换。所以未来的加快推进中国的金融业的开放，有效改变金融业的开放和实体开放不平衡的状况，可能要三条线同时推进，请进来，走出去和互联互通。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