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张军教授提出的观点，即我们应该重视总需求和总需求端的问题。总需求太紧对于经济转型是非常不利的。记得在去年春季圆桌会议上，我便提出过这个看法，当时宏观经济存在紧缩的态势。但是，如果要重视总需求问题，关键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应该怎么重视总需求问题?显然，目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都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首先看货币政策。是不是政府当前的货币政策力度不够?张军教授提到，2012年以前，M2和GDP的比例这一指标是下降的，换句话讲，货币的供给总量相对于GDP来讲是在持续增加的，但是2012年以后，似乎因为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整，使得M2的增长速度好像赶不上GDP增长速度，导致总需求这块出现收紧迹象。然而，对这一现象要仔细分析，因为M2包括两块：一是M1，二是银行的货币创造。如果仅看M2，的的确确是有总需求受到抑制的问题。但如果看M1的话，其增长速度其实不能说很慢，尤其是去年M1增长很快，M1的增速相比于M2出现了巨大的剪刀差，“剪刀”张开最宽的时候超过了12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显然，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刺激经济，但是这个货币投放出来以后，银行部门的货币创造这块没有明显地起来。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讨论和想办法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央行进行大规模宽松货币刺激，而不能通过金融部门的货币创造来形成相对宽松的总需求环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现在看起来，M2增长速度不够快，应该是有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两方面的原因。从货币需求来，显然，我们遇到了凯恩斯所讲的流动性陷阱现象，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之下，人们可能更多地愿意持有现金或准现金类资产，基础货币可能就留在居民手里，没办法更好地去到银行部门，从而无法创造出更多广义货币出来。从货币供给来看，就是银行部门货币创造的能力在下降，或者说它的贷款能力在下降。为什么存在这样的现象?记得去年春季，我当时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和现在各大银行面临巨大资产价值重估压力有关系。现在银行很多贷款很可能都已经变成了不良贷款，如果不良贷款大规模增加乃止暴露出来，冲销银行资本金的话，这意味着按照监管要求，它实际上会导致商业银行丧失其货币创造能力的。所以，尽管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速度并不慢，但是，第一它马上变成现金留在居民手利，或者马上到了一些低效率的资金使用者手中去，不能把它周转起来;第二是银行自身货币创造能力在下降，因为过去银行资产配置方面的失误或者误配，导致它现在无法很好地创造货币。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可能单纯地依靠政府再加大货币的投放来解决总需求不足，就会受到很大约束，这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进行的反思。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讲，刚才金煜教授提到的中央政府正在做的几件事：借钱、减税、减支。我个人比较认同现在需要减税，由此降低社会总税负并提升经济活力。但是现在讲的减税更多地是税收结构调整，有减有增。另外，我认为中央政府借钱也是应该的。因为从总杠杆率的角度看，现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很高，企业的杠杆率也不低，尤其是国有部门。其实恰恰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有提高的空间，而且，中央政府最有能力偿还债务。如果要强调增加支出的话，中央政府确实应该要加杠杆。要保持总需求稳定，我不太同意总量意义上中央政府要减支，中央政府如果减支，无疑会对总需求产生收紧效应。中央政府的问题是怎样把钱花得更好。因此，相比于减支，目前优化支出可能更为重要。问题是，怎样优化?

　　第一个可以考虑的优化方向是增加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能我们忽视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县级政府财政支出存在着严重的顺周期现象。我们用2001 -2007年县级财政支出数据做的研究发现，在县级财政支出上面，县级政府面对外部总需求的收紧，它会如何反应呢?如果仅看它的一般预算支出，不存在很明显的顺周期现象。但是，如果除了一般支出再加上政府基金支出和预算外支出等等，顺周期特点就马上显现出来。显然，它的一般预算支出没有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把很多政府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的钱挪过来了。

　　由于县级财政是偏基层的政府，它对于居民的消费偏好更贴近、更了解。如果提高县级财政支出在总需求中的比例，会有利于改善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因为它更符合居民的消费偏好。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要加大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央政府增加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就是改善支出结构的重要措施。

　　优化支出结构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善中央政府本级财政支出，尤其要增加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或服务的支出。中央政府加杠杆之后必须要解决好钱怎么花的问题。如果花得不好，钱砸下去也可能是一个长远的隐患。比如说，中央政府现在做了很多投资项目，如果这些投资项目在长期并没有很好的回报，那未来就会变成经济负担。乱投资尽管短期可能刺激了需求，从长远来讲，形成的资本只是总供给中的无效资本。那么，增加这类物质资本存量，反而会带来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的隐患。

　　中国当前环保问题比较严重，如果政府增加环保支出，其实是在增加人力资本。因为环境的改进会有利于人们的健康，会延长国民寿命，改善全社会劳动力状况，就是在增加人力资本，这对于提升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非常有利。近年来，大量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论文得到了发表，其中不少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身体健康的损害、人力资本的损耗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增加环保支出带来的收益，即投资回报率可能会非常高。早有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政府所有开支当中，回报率最高的是环保支出，多数年份回报率在200%左右，个别年份甚至可以达到1000%。所以，中国政府应该重视环境问题，加大对环境这类具有较强正外部性资源的维护，防止环境污染对人们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增加环境支出，相比于继续投资到边际收益递减的物质资本上，这显然是在优化中央政府支出结构。

　　总供给方面，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未能得到有效改进。怎么改进生产率?这本质上是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来提高总供给的效率。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政府可以做的方面很多。我想着重谈两点：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政策现在需要调整。去年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有一场争论，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我认为，产业政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选择性的还是功能性的?最近，我在做的一项研究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无论是在行业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对于生产效率都是显著为负的影响。我们刻画产业政策的指标是政府补贴，即这个行业里有多少比例企业拿到政府的补贴，或者这个行业单位销售收入拿到多少政策补贴，这两个指标刻画的都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强度。这种产业政策的确对于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率都构成了负面影响。如果要提高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中国政府就应该让选择性产业政策尽快退出。

　　第二点，从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讲，我非常同意一种观点，即我们要逐步转变观念，从强调依靠外需来增加总需求的角度，转变到强调面向全球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如何来优化，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如何更好地通过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呢?最近NBER公布的一篇工作论文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它认为，缓解国内经济扭曲可以极大改进国际资源配置。国际贸易中一国的产品出口和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国内价格水平的反映。但是，假设国内的价格水平本身是扭曲的话，它就一定会扭曲掉该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结构。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把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降下来，就会使得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变得更有效率。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了政府的各种补贴，包括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以及因为地方政府基于产业政策对某些出口行业企业给予大量补贴，使得其具有出口竞争力。但是事实上，这个竞争力是虚假的，并没有真正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样的出口不断增加、太多了，不是改善中国经济的效率，而是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有学者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来看中国到底什么产品在推动出口?发现，在2001-2007年，中国真正在增加出口的是少数行业，而且又是这少数行业中的少数产品。而这些行业和产品仔细分辨，恰恰就是拿到中国地方政府大量补贴、得到强有力扶持的行业和产品。显然，这样的出口反映的只能是虚假比较优势，不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生产效率。

　　总之，从总供给的角度来讲，政府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工作。目前，产业政策的错误方式或者说模式，对于中国经济很长时间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职能调整。如果政府能够放弃运用选择性产业政策工具，落实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才真正可能逐步企稳，进而出现新的增长动力，让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只要政府职能确实做出调整，这种乐观局面还是可以预期的。对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依然坚持相对乐观的估计。当前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能不能通过改革创造有利环境，让潜在经济增长率真正地释放出来。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经济学人2017年第二次圆桌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