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切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研究方法

　　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有一个著名观点，即，“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1]这一论断清楚地界定了在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理论所应该和能够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一方面，它是史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各时期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历史。其中人们劳动、生产发展的成果及其效率尤应是考察的基础。”[2]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中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我们应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把握。因此，如何做到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决定经济史研究能否做好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过，由于经济史研究本质上是史学研究，所以，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首先要充分运用科学合理的历史研究方法，譬如：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等。在做到对史料的尽可能充分占有的基础上，我们则要运用基本经济理论来对现有的资料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状况给予推测，并找出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

　　吴先生多次强调，“史无定法”，“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3]他这种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为方法的态度和观点，是对过去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例如，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 M·凯恩斯也说过，“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5]熊彼特则将其经济学说史名著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他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

　　这种观点有助于澄清我们从事经济学理论工作的人头脑中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即对某一种或几种经济学理论的过分推崇，甚至迷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被逐渐介绍到国内，许多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对之奉若神明，认为只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不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促进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面的确是功不可没，但是，该理论并非十全十美，相反，现代经济学最近30年的发展，正是西方学者对新古典理论不合理的假设前提进行批判而得到的：由于信息问题的普遍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因此，制度的作用，包括国家的作用变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力量。那种认为政府越小市场越有效的观点显然是有局限的。如果我们把经济理论作为分析问题的工具，只有意识到该理论成立的条件，即意识到它的局限性，我们才更有可能正确地运用该理论，也就更容易注意到现实状况对于理论运用的制约，从而去寻找更适合的理论工具。

　　二、 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等文章中多次谈到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来应用经济学理论，以及如何去认识这些理论工具的局限性。下面试举出吴先生研究过的三个经济理论来进行说明。

　　1、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论

　　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受到宗主国的经济侵略，从而形成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格局。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托达罗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因此是没有效率的，它们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要持续地将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的、具有更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同时，现代部门的外生技术的提供可以提高传统部门的生产效率，。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二元经济形成的原因、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转移方式、不同国家传统部门的生产率的比较、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产品的比价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吴承明先生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运用比较的分析方法也很科学。但是，二元经济理论试图通过一些普遍的模型来说明现状和给出建议，难免存在局限，因为不同国家形成二元格局的原因各不相同，譬如，它们很难解释近代中国的经济演变。另外，它们认为农业是没有效率的，这一点也未必准确，像中国的农业部门就是高效率集约化的;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都以各种方式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这也说明农业剩余的数量并不低。农业部门内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而不像许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不变的”。

　　2、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 (econometrics)是设定一个经验模型或目标模型，根据所掌握的各类变量的数据资料，求出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决策和制定计划等。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一些著名学者如福格尔、戴维斯(Lance Davis)、休斯(Joanthan Hughes)等，大都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福格尔还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近年来，中外学者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亦渐兴起，如关于宋代会子发行的研究，以及唐代里甲户口，其余都属近代，主要在进出口贸易、货币量、个别行业的生产等方面口物价尤其是粮价的研究较多，为分析季节变动、长期趋势、周期性、市场整合等，主要也是用回归分析，不过较为复杂。

　　吴承明先生认为，计量学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包括生产关系;它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概括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全部内涵。而颇为重要的制度、政策等因素，只能假定不变。这都表明，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做出结论。因此，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Palph W. Hidy)在就职演说中便说过，“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3、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诺贝尔奖得主D·诺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人们的行动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激励效果，如果一项制度能够促使人们进行生产性投资，则从长期看该制度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新的制度安排能促进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效率的优化，则可能出现制度变迁。诺斯认为，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确定和保护产权，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国家以服务(国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与选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权力报酬)和税金最大化。但是，国家(官僚)也可能滥用所掌握的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因此，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根据该理论来解释西方国家的近现代经济史，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等著述在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承明先生认为，诺斯把制度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一大启发，但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三、 最近30年来经济学理论的两大发展及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贡献

　　经过萨缪尔森、阿罗和德布鲁等经济学大师们的努力，新古典经济学在上世纪中期日益臻于完善和数理形式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学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分析工具方面的改善，即博弈论方法的大量使用;另一方面则是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一)理论发展

　　1、博弈论

　　博弈论的准确定义是：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博弈的参加者，即博弈过程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和组织;第二，博弈信息，即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第三，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第四，博弈的次序，即博弈参加者做出策略选择的先后;第五，博弈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选择后的所得和所失。

　　博弈论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它研究在互动情形下人们的理性决策行为。不同于一人决策，互动情形下人们决策要考虑对手是怎么决策的，对手是怎么考虑问题的，等等。这样，就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所有人的策略或行动导致的;二是博弈者知道或相信什么特别重要，如一个人知道什么信息，他的对手对他的信息的了解等。一个博弈的解，笼统地说，是由博弈的物理结构与信息结构共同决定的。

　　2、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次重大革命。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暗含了许多重要假设，其中包括所有当事人的信息是完全充分的。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首先，当事人可能不了解情况，甚至是某些重要的信息;其次，不同当事人之间对某一事物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即信息是非对称的。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这正是信息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换言之，信息经济学以博弈论为工具，研究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情况下，经济当事人会如何行动，以及形成何种结果。对信息经济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阿克尔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

　　阿克尔洛夫通过对旧车市场的研究发现，如果信息不对称，市场机制的运行将难以维持，人们无法达成交易，市场会萎缩直至消失。斯彭斯通过对教育和劳动市场的研究发现，教育能够在劳动市场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从而使市场可以分辨不同能力的劳动者。斯蒂格利茨则对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率工资和分成租佃合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说明了人们面对信息问题时是如何来发现信息、如何规避信息造成的风险的。继他们之后，信息经济学已被许多学者广泛应用于对合同、劳动市场、金融市场、法经济学、机制设置理论和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

　　(二)新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

　　1、博弈论

　　运用博弈论进行经济史研究取得很大成果的是A·格雷夫,他开创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特点为：一是把对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从现实制度层面扩展到历史制度和历史因素的层面，力图揭示历史在制度产生、选择和变迁中的作用，二是主要运用了重复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三是主要研究对象为缺少集中的法律制度背景下的“自我实施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四是将研究的视野不断从市场制度向非市场制度，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从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

　　格雷夫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来展开历史制度分析。这两个地区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热那亚发展出了现代商业文明，而马格里布却日益走上衰弱。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通过运用博弈论工具，格雷夫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两者引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不同的制度选择的原因，格雷夫认为是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文化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信息经济学

　　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长期令人感兴趣的课题是，为什么农民和地主之间往往会签订分成租佃合约?因为按照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分成租佃将降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产生效率损失。最早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并给出合理解释的是张五常。之后，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该问题重新进行了表述，并且给出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的证明。

　　在土地租佃市场上，一般可以签订三类合同，即，(1)地主得到固定产出，农民得到剩余产出;(2)农民得到固定产出、地主得到剩余产出;(3)农民和地主按比例分配所有产出。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我们首先可以认为第(2)种合同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属于难以观测和度量的指标，而这两项指标直接影响最终产出的数量。在农民和地主之间对该信息的掌握是不同的，如果农民拿固定产出，他便没有积极性去努力劳动，而地主要想监督和强迫农民劳动将付出巨大成本。那么，第(1)种合同是否是最有效的呢?在这种合同安排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最高，因为所有的额外劳动产生的成果都属于自己。但是这种合同也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可能产生短期行为，即他有过分利用土地肥力的倾向，从而影响土地的长期产出;二是如果遇到天灾导致农业歉收，农民交完固定地租后可能一无所有，难以维持生计，甚至破产。所以，在长期的选择过程中，地主和农民都更加倾向于第(3)类合同安排，并且愿意签订长期租佃合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农民的额外努力的劳动成果必须分配一部分给地主，但是，考虑到不确定的天气原因，这等于是向地主购买了一份保险，从而可以安全度过灾年。

　　参考书目：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

　　秦海：“历史的制度分析”，载《比较》第4期，中信出版社，2002年。

　　钱颖一：“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记三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载《财经》2001年10月20日刊。

　　(注：本文写于2003年，为当时修习吴承明先生课程，学习他的经济史著作的读书笔记)

　　[1]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0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2]吴承明“生产力经济史和区域研究”，载《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3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以上引文均引自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载《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4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1974年版)。

　　[5]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参见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