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后，中国传统哲学需要进行现代转型似乎已成为一个共识。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对此观点又提出了疑义：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以来这种借用西方话语和模式来进行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以西方化为现代化，乃是中国学人的一种“自我阉割”;另一方面，在古今之争中，有些学者认为“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将古典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主张一种没有现代性干扰的古典性。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文化上的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关系问题。在推动文化发展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和正确把握中西关系、古今关系。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时代或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之别;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各自的不同传统。具体到我国近代以来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应当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落后，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借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乃是落后向先进学习的过程，因而可看作是古今问题，而不是中西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二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早已走出救亡时期，而处于国家强盛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因而，现代的中西关系就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我们学习西方不再是追求西方化、西学化，而是追求国际化、世界性等。

　　从文化的民族性来说，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学习西方文化，我们不能光点头，也不能光反对，而是要吸收、利用和超越西方文化，以形成自己更高水平的民族文化。在中西哲学关系上，我很赞同贺麟先生的观点，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而是提出“化西”的中国哲学。他认为，正如宋明理学不是“佛化”的中国哲学，而是“化佛”的中国哲学，现今的中国哲学也不能是“西化”的中国哲学，而只能是“化西”的中国哲学。

　　至于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古代经典实际上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也就是古代经典“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沟通”。比如，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柏拉图已不是当时的古希腊、柏拉图，而是我们此时的古希腊、柏拉图，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已不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古典型”或“经典型”不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古典型、经典型不是自在存在，其真理并不自在持存。古典型或经典型的东西就是那种经过不同时代检验而保存其真理的东西。我们对古代经典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永远是过去与现在的综合、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