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西园雅集》

　　右文重儒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很快由一介武夫变为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艺文”的称誉。太宗更以“锐意文史”而见著于史册，面对“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太宗即位后三个月，就举行了第一次贡举，录取名额较多，共得进士及诸科507人。朝廷对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等官职;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赴任出发时，每人赐装钱20万。对这次贡举，宰相薛居正等认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太宗“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兴文教，抑武事”，正是宋廷右文政策的具体脚注。

　　太宗时还特别注意从孤寒之家选拔人才。为了避免势家“与孤寒竞进”，朝廷于雍熙二年(985年)实行别试制度，“令试官亲戚别试者凡九十八人”。这一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许待问，举进士第皆入等，但由于是势家之子而被罢去。为孤寒之家开路，成为宋代科举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为国家选拔才德兼备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都是出身孤寒之家的知识分子。正如明人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所指出的：“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太学从国子学三馆中分出，单独建校，其入学资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这使太学在宋代成为混杂士庶子弟的普通学校，是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扩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范围。到神宗时期，那些“远方孤寒人士”和“四方士人”没有资格进入国子学的，自然就进入太学学习。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立太学三舍法。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人数;然后考试合格者，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这使太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元丰二年(1079年)，太学生总数达2400人，到了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太学生总数高达3800人。南宋时，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太学生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较为可观。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时人林同指出：“太学养士千余人”，可见太学仍有学生1000多人。

　　与此同时，宋廷又给太学生以优厚的经济和政治待遇。从经济上看，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规定，外舍生每月发津贴850文，内舍生和上舍生每月发津贴1090文;元丰三年(1080年)，外、内、上舍生均增至1100文;崇宁三年(1104年)，外舍生增至1240文，内舍、上舍生增至1300文。在政治上，熙宁四年(1071年)推行三舍法时，朝廷就规定：“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及直讲保明，中书考察，取旨除官。”元丰二年(1079年)，又明确规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崇宁三年(1104年)，废除科举中的州郡发解(乡试)法和礼部试(省试)法，全面实行“舍选”，即“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于是，太学成为全国士庶子弟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主要途径。南宋初年，国子学已不复独立存在，与太学合二而一。

　　宋代的右文重儒政策，一方面带来了两宋文化的繁荣，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士大夫阶层，并广泛参与赵宋各级政权。这些士大夫有的终身从政，有的在一生中某一时期从政，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以天下为己任，通经术，明吏事，晓法律，重现实，疑经论政，批判现实，著书撰文立说，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阐发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如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朱熹、叶适、吕祖谦等均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不同思想的撞击

　　据陆游抄录作者不详的《秘史》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由此可见，宋代自宋太祖开始就立下祖宗之法：一是不诛杀士大夫和言事人;二是两宋太祖之后诸位皇帝谨守誓约。

　　揆诸史事，宋代历朝皇帝的确比较优待知识分子，除非罪大恶极，一般不予诛杀;对上书言事、犯颜直谏之人，一般都较宽容，更不用说加罪处以极刑。如宋仁宗就以“仁恕”著称。有人推荐四川学者龙昌期，说他有才学，仁宗就委以官职。后来又有人指出龙昌期有异端理论，仁宗就免去他的官职，而对他的异端理论不予追究。又如年轻气盛的苏辙曾公开指责他好色，迷恋后宫妃嫔，但是仁宗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加罪苏辙，仍任他作为谏官。正由于宋仁宗对臣下、士大夫的宽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富有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的名臣，如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蔡襄、苏轼、苏辙等。欧阳修等还敢公然对儒家经典提出疑问，掀起疑经的浪潮。

　　宋神宗时期掀起熙宁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在神宗面前唇枪舌剑，互相攻击，但神宗基本上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即使司马光因意见不被采纳提出辞官，神宗仍一再挽留。熙宁变法的论战，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撞击，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火花。

　　南宋孝宗对各种学派也采取宽容的态度。他喜欢苏轼的学说，却没有因而排斥程颐的学说。吕祖谦、叶适、陆九渊、朱熹等学派可以同时并存，说明当时言论环境较为宽松。

　　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敢于关心现实问题，批判现实问题。如宋初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大力提倡以学习经义和时务为主体的“实学”，要求学生注重时政，不可闭门读书，还要努力精通治民、讲武、理财、堰水等实际技能。王安石作为一名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备的官僚队伍，使天下有了大量的“人才”，“为上行法”时，才能治理好国家。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足以有为于世”。所以王安石非常积极地兴办学校，以至多次向朝廷呼吁：“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倡导“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为学要须日用间实下功夫”，“以务实躬行为本”。老师应向学生“教以国体，使之通达政体”，甚至其他经史各项，也应当尽量选取有用于当世之处讲明。他多次抨击当时教育脱离实际，学者空谈性命，学生徒费精力于空虚华靡之学的弊病。

　　在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中，宋代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陈亮、叶适的重商学派，都关心当时的现实问题，朝政的议论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由此虽然形成了无休止的政党之争，但也由此形成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为学术上的探讨和新学说的产生，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其中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熙宁变法中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论战。

　　在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中，一向为传统儒家思想所鄙视的重商思想在宋代较为活跃。如一向以正统儒家思想自居的范仲淹、欧阳修等都重视商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南宋的重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亮，把官、民、农、商并列，认为四者的关系是“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其另一代表人物叶适也认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重商思想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空前繁荣影响深刻，在古代经济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