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共识的层面，我们所称的“养老服务”，大部分都与“长期照护服务”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按世界卫生组织对于“长期照护”服务提供者的划分，只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之分。前者是指专门机构的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后者是指家庭成员、亲朋邻居、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等提供的服务。按照当前中国社会的说法，前者可以理解为机构养老，后者可以理解为居家养老。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之间又多出了一个社区养老的层面，这就是中国特色了。社区是个社会学名词，其本意是“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共同生活，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社区。社区无所谓大小和层级，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城市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社区。但是在中国的城市里，社区与行政区划挂起钩来了，通常指的是一个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区域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演绎开去，社区的准行政色彩被突出出来。

　　为什么要先说这一堆理论，因为很多相关的认识误区都与此相关。首先要说 “Aging in Place”这个概念，中文翻译成“原址安老”，这是很多国际组织倡导的。其涵义是，让老人在其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家庭和社区里度过晚年。理由是，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支持网络，老人身心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原址安老，肯定会涉及社区，这里所指的社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代表的是一个扩大了的温馨家庭的环境和氛围。

　　老年服务机构进社区，也是秉承这个理念。所以，以海南“养死院”事件为典型的群体行为是非理性、不明智的。可以预测，像今天的“学区房”一样，随着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老年人越来越多，5—10年之后，家门口有老年服务机构的居民小区一定是受欢迎。何况，每一个人，若不早夭，都会有老了的这一天。还须注意到：后辈是会看样的，今天你怎么对待老人，后辈也会在你老了的时候照样对待你。

　　以上讲的是专业服务机构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的关系。接下来要说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社区与老年服务的关系。近些年来，因为民间资本的进入大多往“高大上”上靠，养老领域的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结果是把老年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一降再降，《老年法》规定的“机构为支撑”也被悄悄地改成“机构为补充”了。现在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上常见的“社区居家养老”，就因此而成了主体。有些地区还为“居家养老”专门出了法规，据说“社区养老”的法规也在酝酿中。

　　“十二五”期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在全国上下取得了共识。遗憾的是，居家、社区和机构这三个层次并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而是人为地将其分割成了三条线，各自独立作战。实话实说，这样做是很难成事，尤其是在社区这个层面。

　　如前所述，实际上，老年服务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机构服务，一是居家服务。也许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理解“依托”这个词，什么是依托，实际上就是说社区是个平台，一个接地气而又组织化了的平台。这个平台既可以给居家服务作为中介性的依托，这个平台也可以给机构服务作为中介性的依托，让提供服务的机构可以在基层落脚生根。

　　所以，最理想的政策设计，实际上是以社区这个平台为基础，将机构服务和居家服务串联一气。因为我们的老年服务既要社会化，又要专业化。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先做成一个或若干个“旗舰店”，然后向社区延伸，再从社区延伸到家庭。这样一个有整合效应的“机构—社区—居家”的联合体，可以称之为“老年服务运营商”。只有这样的政策涉及，才能在满足老年人各方面需要的前提下，使老年服务真正红火起来。

　　现在的社区养老，处于一个怪怪的尴尬境地。经验表明，老年服务机构的床位不能少于50张，因为机构经营必须要有规模效应。那么能不能将若干个小型机构连锁起来经营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连锁经营至少要有物流和人工统一统配机制，由此也决定了从地域上讲不能相隔太远。但现在的社区机构，显然没有遵循客观规律，结果只能靠“政府买服务”勉强维持。

　　既然难以经营，为什么还在勉为其难地维持呢，这和政绩观相关。社区养老服是上级布置要做的，所以努力的方向就是要让上级满意。首先要在内部装修上做文章，要很漂亮甚至很奢华，上级、外地乃至国外来参观，都赞不绝口。但是，地方不大，服务的老人有限，经营成本太大。虽然现在也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运营，但结果都是苦不堪言。

　　解决的方案就是把经营权让给市场，让给“机构—社区—居家”整合式经营的老年服务运营商。基本原则是按成本核算为基础收取服务费用，该收多少就收多少，政府补贴有需要但没有能力付费的老人。想想马云的成功经验，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就想做“便民利民服务”，后来也用上了电子设备，但始终不成气候。马云用市场的方式做，就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