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产能 去库存 创新

　　作者简介：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亟需取得共识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综合目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有几种论断值得注意：一是万能论。认为所有问题只要套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壳就能解决，这是片面的。二是无效论。即所谓的供给侧、需求侧是理论上的概念文字，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旧体制回归论。认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业，使大的私有企业公有化，加强计划经济管理。中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的战略调整和一个主线提出来，但部分人对其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取得共识，准确认识其内涵和外延。

　　二、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核心是处置僵尸企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首要任务是去产能，核心是僵尸企业的退出。何为僵尸企业?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第一种，牛津辞典记载僵尸这个单词来源于西非刚果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简单说，僵尸企业是早就应该破产，却因某种原因仍然存续的企业。第二种，僵尸企业就是那些处于停产的、半停产的、连续亏损的、资不抵债的、主要靠政府支持及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的企业。第三种，法律专家李曙光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法规定的条件，但实际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第四种，在资本市场上认为，那些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称为僵尸企业。按照这个标准，A股市场有265家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维持融资，265家企业中有130家企业募集资金3281亿元;一方面又从政府获得了大量补贴，据估计接近426亿元。僵尸企业占用了国家的宝贵资源、增大了金融风险、导致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尸企业是非常正确的。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会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却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为什么有僵尸企业?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说，所谓僵尸企业是因为父爱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要爱护国有企业，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支持，并有铁饭碗的制度，所以僵尸企业是父爱主义的产物。现在处理僵尸企业的议论很多，各级政府部门也做出行动，给出了处理的数量指标。目前，处理僵尸企业有三怕：政府和企业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责任，怕社会不稳定;银行怕提高不良资产率;职工怕失业。处理僵尸企业要坚定不移，又要稳妥精细，尤其要做好职工的安置工作。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现在对于处理僵尸企业存在一些疑虑。20世纪90年代诸城处理僵尸企业的案例对我们有启示意义。1993年陈光由诸城市市长改任市委书记，他认为不改革没有出路，对全市282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进行了改制。陈光因此被称作“陈卖光”。1995年，两位大学教授撰文，认为诸城的改革是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引起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重视，为了解真实情况，他亲自带领九个部委的同志赴诸城调查。调查后认为诸城的经验应当推广，全国都学习诸城模式，陈光也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大家学习的对象。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又任专员。当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2/3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陈光认为这些企业卖都卖不出去，只有送给有实力的好企业才能救治它们。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只要把企业搞活，职工生活有保障，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荷不姓荷。”菏泽是山东最贫穷的地方，当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需要10亿元。2006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公务员工资涨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陈光还是被称为“陈送光”。但他作为改革者，欣慰地说：“我俯仰无愧，无怨无悔，改革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政声人去后，无声胜有声!”今天，我们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也要有陈光那样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三、去产能应同扶贫和“走出去”相结合

　　首先，去产能与扶贫相结合。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政府可以考虑收购过剩产能，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会对玻璃、钢铁、水泥产生需求。另外，去产能与“走出去”“一带一路”相结合。现在“走出去”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风险较大，但是我们输出产能可以支持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上述办法，既可达到有效去产能，又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推动“一带一路”健康发展。

　　四、去库存应同农村改革相结合

　　农民有资产，有宅基地和房产。但是这些资产不能变为资本，因此农民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不能富裕起来，不能带动农村消费。如果把资产变成资本，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消费，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农民富起来，带动农村消费，经济下滑的趋势可以得到缓解。城市有1亿多农民工需要房子，但是农民没有钱买不起房。如果去库存和农村改革结合起来，农民有了资本就可以到城市买房。现在全国房地产业的库存大概是7.3万亿平方米，如果农民有能力去城市买房，不但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五、减税不仅要减轻企业负担，还应调节贫富差距

　　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目前国内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益严峻。顶端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大概只占全国的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不平等，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全面推开营改增将会减税5000亿元，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如果减免食品增值税，受益者将是广大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既有利于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也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太大，2006年达到72%，2013年降到59%，这一比重在国际上也是很高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间接税收入只占30%，累进所得税等直接税占了总税收的70%。累进所得税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政府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制度性环境，目前还有不少制度供给不足。例如，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与制度供给不足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实施以来，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政绩的需要而干预企业破产;二是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三是破产案件处理缺乏市场化;四是破产法律体系不健全，没有个人破产和金融破产制度。当前，应继续修改《企业破产法》，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破产法院，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同时，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深化政府改革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简政放权力度较大，但社会的反映是放权力度还不够，该放的没有放到位，有的放权后不匹配，办事增加了难度。有的放权后监管没有跟上，比如发电企业审批权下放后，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自行审批了109家燃煤发电企业，约1.2亿千瓦的发电量。但根据我国环境情况，必须加快发展清洁能源，通过大功率特高压设备，可从电力充裕的区域输送到缺电的区域，这就无需每个省都用煤来发电，可这和地方利益产生了冲突。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这是不适当的。要用改革的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以解决问题。

　　八、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

　　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我国原创性和理论创新仍然不足，颠覆性创新更少。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束缚创新思维的条条框框太多。

　　乔布斯眼中的创新：另类思维。乔布斯把苹果引领成为世界先进企业，不愧是现代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他在创业时被人称为疯子，但是创新需要这样的疯子，唯上唯书是不可能创新的。乔布斯事业有成后在斯坦福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有一位年轻学生提问：“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怎么变成你?”乔布斯回答说，“另类思维”。这就是创新。

　　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也可以说。对老祖宗必须敬畏，但不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不能说，否则就不能创新、不能发展。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1984年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当时阻力很大，但最后中央在《决定》中仍然提出了商品经济。

　　华为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28年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跃成为全球通信企业的领军者。虽然国家没有投资，但其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财富。2015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3950亿元，净利润458亿元，上缴税收462亿元，最近10年累计上缴税收2228亿元。华为解决了17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70%左右，全球超过20亿人在使用它的通讯设备。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原始资本起步，现在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和“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任正非只拥有1.4%的股份，形成了生命共同体，激发了无穷的创新动力。任正非时刻考虑的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形成了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华为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华为的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在国内外建立了16个研究所，充分运用不同地区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华为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创新能力，与其人才优势和巨额投入密不可分。华为拥有1万多位博士，数以百计的外国科学家，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工作。华为在170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36000多件。华为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究，2015年研发投入达596亿，占收入的15%，过去10年累计投入超过2400亿元，已进入全球非军工企业研发的前10强。巨额研发投入大大提高了其全球竞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华为的研发投入比A股中154家化工企业、166家机械设备企业、67家医药企业等近400家企业的投入总和还多几十亿元。154家化工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356.2亿元，其中中国石化以12.9亿元研发经费名列首位。华为已成为世界500强的知名企业，在“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中，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

　　信息通信技术是当前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所有互联网企业和用户都离不开它。华为的信息通信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金融、能源等行业。其服务器在国内电力、广电、公安等领域市场份额居首位，在银行领域的市场份额居第二位，2016年可能冲刺到首位。华为的手机国内销量已经超过苹果、三星。在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华为创新驱动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华为的诞生、成长、发展，生动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0年前有人还说，“华为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其没有国家投入，是私人资本，而且实行职工持股，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才有生命力，不能简单地认为国家投入就是社会主义，私人投入就是资本主义，而且职工持股后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集体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果没有自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本来没有写入自由和人权，笔者提出后遇到不少阻力，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笔者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相信如果不说假话大家都想要，那就没必要回避。二是宪法中有“自由”，十五大报告为什么不能提?三是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共产党要继续执政，让人民拥护，必须高举人权和自由的旗帜，没有自由和人权是不得民心的，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统一大业。这些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赞同，并在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人权”被写入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概括地说，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创新发展的条件，是全面创新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