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乡一体 破除认识误区

　　分析正反两方面经验，所有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都是在基本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之后;而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城乡差距大是其显著特征。韩国在4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城乡收入比始终保持在1∶0.9左右，这得益于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成功实施了新农村建设运动，而且韩国农民通过出让土地分享到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财产性收入。

　　我国目前城乡收入比为2.7∶1，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这既是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力所在。造成城乡发展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城乡居民财产权和户籍权益不平等，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房地产已经商品化，但农民的房地产仍然非商品化，使农民分享不到城市化过程中不动产增值的收益。另外，农民工尽管为其所在城市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农村户籍使其分享不到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各种公共服务。二是城乡市场之间存在的政策壁垒，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可以源源不断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资本、人才、技术流不进农村。三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在城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允许其用益物权抵押、担保、转让。粗略计算，仅承包地的经营权转让，每年可获得转让费1万多亿元;宅基地的总价值达50多万亿元。若以这“三块地”为质押，在“十三五”期间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20万亿元，投入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在城市资本堰塞湖上炸开一道缺口，必将产生瀑布效应。耕地经营权的流转有助于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对农业机械等农用生产资料提出更多需求，并能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真正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新农村建设将改变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村变得比城市更宜居、更漂亮，并将为建材、家电、汽车等提供新的巨大市场。而农民工市民化将使农民工和留守农村的儿童、妇女、老人共4亿人实现全家团圆梦，并对城市建设和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需求。

　　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关键是要破除一些认识误区。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允许用益物权抵押、担保、转让，不是对土地公有制的否定，而是对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的完善。通过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土地成为可交换、整合的生产要素，才能实现与市场经济对接，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土地流转有一个用途管制问题，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必须依法合规。国务院今年2月印发的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全面实现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是对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落实。实际上，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借鉴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长期以来，农村土地非商品化，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三中全会指明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

　　重庆市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第一。重庆以西部山区的困难条件，何以领跑全国?部分原因在于连续七年实行城乡一体化改革，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近几年，重庆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是最高的。通过建立全市统一的地票市场，使退出宅基地的农民分享到重庆市区的级差地租，获得一笔可观的财产性收入。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等于送给每一个进城落户的农民10万元“安家费”和5件“新衣服”，包括享受市民的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入托政策和城市居民所有的公共服务。这些如能在全国推广，必将为整个国民经济注入巨大活力，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举措。

　　完善投资体制 增加公共产品

　　目前，我国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资料几乎全部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唯有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包括环境、交通、市政、教育、医疗、养老、信息、文化等，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居民的需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财政投资。财力不足导致发展滞后，农村的发展更落后于城市。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推行政府与企业合作模式，通过政策设计，使投资公共产品能够获得合理回报，并通过公开招标，挑选有资质的企业承担建设、经营任务。在具体方式上，可以有多种选择，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转让”(BT)等。采用这种模式，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停车难、看病难、入托难、进敬老院难，以及垃圾、污水处理等问题，就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此外，抓紧建设覆盖全国的高铁网、城市群内部和市区郊区之间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覆盖城乡的新一代互联网，将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如何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为一大支柱产业，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大任务。这就要把环境治理培育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为此，要真正落实“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严格监督执行，使所有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改变治理污染的企业吃亏、弄虚作假的企业赚钱的状态。应当看到，目前治理各种污染物的技术和装备都是成熟的，大部分立足国内即可解决，需要的只是一定的成本和认真的态度。通过上述供给侧体制改革，激发投资活力，优化投资结构，不仅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而且对近期稳增长和长期持续发展，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必须有多个部门协调配合。优选建设项目是规划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财政需要提供引导资金支持，银行信贷资金应当跟进，只有相互配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单靠哪一个部门，都是难以完成的。选择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平等竞争。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组建股份制的项目公司，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指挥机构，承担投资风险。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项目业主负责制、招标投标制、施工监理制等，确保工程质量。要加强对PPP项目从建设、经营到资金偿还的全过程管理，避免出现违约和债务风险。

　　借鉴美国经验 狠抓科技创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的转变。这就必须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依靠外资公司带来的技术，是不可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因为，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掌握了利润的分配权。

　　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之所以长期居于全球科技领先地位，有许多成功经验。要想在科技创新能力上赶上和超过美国，至少应当在以下五个方面向美国学习：

　　一是美国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企业不创新，就意味着很快会倒闭。所以，美国的企业都把创新作为生存之道。美国大学之间也有激烈竞争。好的大学才能吸引到优质生源，教师的薪酬才能高一些。美国考核大学办得好坏，主要看对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度，即一个学院或一个系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大学是科技进步的策源地，是创造技术专利的基地，教师站在科技进步的最前沿，培养出的学生也是创新型的。

　　二是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一些重大科技工程，政府与企业合作攻克，带动了世界技术进步。如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航天航空业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带动了互联网的发展;最近提出的新能源和再工业化计划，正在取得进展。

　　三是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包括天使投资、种子基金、创业投资基金(VC)、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纳斯达克市场等。在斯坦福大学旁边，有一个风险投资小镇，集中了一大批风险投资公司。学校的老师学生有一个创新构想，马上就会有一批风险投资家围上来，帮助分析深化研究的路径、技术工程化和产业化的前景，并提供资金支持。许多创新可能失败了，但少数成功的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弥补了失败的损失。

　　四是吸引全球人才。美国通过提供优厚的报酬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吸引了全球创新人才。美国的大学用优厚的奖学金吸引全球的尖子生来留学，毕业后挑选优秀者留下工作。我们提出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美国实际上早就是这么做的。

　　五是军民融合的工业体系。美国国防部每年有3000亿美元以上的军事科研课题和军品订货，接受课题研究和订货的企业，除了满足军方需求外，其技术成果可以无偿转为民用，带动了民用高科技产业发展。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正处于追赶美国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借鉴美国的经验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继续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令人高兴的是，在全球企业按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华为、中兴连续几年居于前三位。在进入前10名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已占一半左右。应鼓励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于研发投入，特别是要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对一些高度依赖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如芯片、发动机、碳纤维等，应组织产业集群，实施协同攻关，成果共享。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改革30多年来，我们通过改革科技体制，努力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然而科技与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尚未破题，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创新能力薄弱，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大学每年提交的专利申请量相较之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具有创新能力的师资极度缺乏，教材内容陈旧，向学生大量灌输早已过时的落后技术和知识;大学之间和学校内部缺乏竞争机制，近亲繁殖，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和领军人才;学校与风险投资体系、企业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机制，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因此，改革教育体制，创办高水平、创新型大学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工程。

　　改革教育体制，首先应建立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大学质量的第三方评估制度和大学教授的聘任制，鼓励社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其次，以优厚待遇从全球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师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对教师的选拔都极为严格，只有在全球同行评议中被公认为前几名的学者才予以聘任，宁缺毋滥。这项制度如果全面推行有困难，可先在部分学校实行。第三，建立大学与风险投资的对接机制。完善从天使投资到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投资体系，实施创新全过程的跟踪服务。鼓励大学的教师、学生创造专利等科技成果，并以自己的成果创办高新技术公司。第四，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都要改变填鸭式、应试型教育为启发式、创新型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方式;同时扩大职业教育比例，重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技能培训;还要赋予大学在学科选择、教师选拔、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权。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次参加中央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起草工作，2014年被中国《经济学家周报》评选为上一年度中国十大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