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之所以能够坚持“中庸之道”，有多种原因。本来，南非黑白积怨之深不亚于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除了激进的阿扎尼亚泛非大，非国大本身也搞过长期武装斗争。激进的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有重要影响，“自由主义总统”姆贝基的父亲、非国大元老戈文·姆贝基就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位居南非共产党的领导层。非国大与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这两个今天“黑人统治”国家的黑人解放运动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一切都使“黑人统治”的激进思想在南非很有市场。但是，南非的关键性变革恰逢“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浪潮，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这黑白双星、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深明大义，审时度势，对黑白和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个人影响。

　　另外，先行实现了“黑人统治”的两个邻国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由于弊病充分暴露，也成了新南非的前车之鉴，尤其是津巴布韦的执政者过去与非国大是铁哥们。当年两国的白人统治者曾经联手对付两国黑人，包括互相允许跨境追捕。津巴布韦先获得“解放”后，接受非国大在其境内建立基地，对白人南非搞跨境袭击，那时的津巴布韦对非国大，几乎有如1949年以前的“苏联老大哥”之于中共。

　　但是，后来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府不仅以“社会主义”的一套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而且政治上越来越独裁，严厉镇压反对派(主要是黑人反对派)，很多津巴布韦人逃到南非。虽然新南非的经济成长不尽如人意，社会问题也很多，可是与津巴布韦的经济-社会灾难和政治危机相比，南非不啻天堂。后来曼德拉与新南非的声望在非盟中崛起，俨然非洲领袖。非盟的普世价值倾向也使南非人很关注津巴布韦的民主化，调节冲突、监督选举、施加压力等“干涉内政”的事没少做。尽管曼德拉、姆贝基这些老一代非国大领袖感念当年情谊，不轻易对穆加贝搞“喇叭外交”(公开抨击)，而是尽量搞“悄悄外交”，给穆加贝留面子，但是南非主流舆论经常批评他们对穆加贝太软。他们其实对穆加贝也很恼火。今天南非的舆论尽管非常多元化，像马勒马那样公然称赞津巴布韦的声音却是很孤立的。通常被认为更加“反西方”的祖马总统上台后，对津巴布韦的批评反比姆贝基更加严厉，反对独裁、支持津巴布韦民主化的态度也更明确。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南非人学习津巴布韦是很难想象的。

　　还要指出的是：对南非，尤其对非国大有重要影响的南非共产党虽然是“极左派”，其意识形态有“专政”和暴力革命的传统，但那是基于“阶级政治”而不是“种族政治”。南非共初期曾经以布尔穷白人为主要基础，犯过“白种工人沙文主义”的错误，后来又曾一度支持过“黑人统治”的时髦主张，但这两种倾向最终在南非共中都受到了严厉批判。后来的南非共强调超越种族的“劳动阶级团结”，支持黑人解放，但不支持“黑人统治”。而且南非历史上布尔人(包括布尔穷白人)比说英语的白人更压迫黑人。今天的南非共已经以黑人成员为主，而且在黑人解放斗争中赢得了尊敬，但由于历史原因，南非共在白人中的影响仍主要在阿非利卡人(即布尔人)，而不是英语白人中。

　　凡此种种，都使得南非能够走上“中庸之道”，而且一直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南非1994年的种族和解与民主化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而1994年后最著名的成功是南非圣公会黑人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成立，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的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多年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在武装斗争中曾经有过的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等问题。从1996年起，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听证和调查，并接受反证和辩护。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三个下属委员会开展工作：“侵犯人权委员会”负责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赔偿和康复委员会”就受害者恢复尊严和康复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采纳;“大赦委员会”则按照《和解法案》的规定，处理已被证实的施害者在认错道歉的前提下提出的赦免申请，但申请者仅限于个人，对组织、法人和体制不存在赦免问题。

　　委员会属于非政府机构，没有强制性权力，完全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尽管仍有若干顽固者藐视它的工作，但是包括绝大多数前施害者在内的人们都认可了它的结论的权威性，并因此卸下了历史包袱。其中有些著名案例：

　　和解与民主谈判期间暗杀非国大领导人克里斯·哈尼的白人凶手雅努什·瓦鲁因废除死刑而被改判无期徒刑后，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忏悔并要求赦免释放。委员会取证后认为当时已是和平时期，杀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斗争”，而且当时的调查也认定是个人犯罪，与包括凶手之一所属的白人顽固派政党在内的任何政治团体无关，因此忏悔可以接受，但以“政治动机”为理由要求释放不行，应该维持原判。

　　“民族之矛”在1986年爆炸了德班市“为什么不”餐厅和马古酒吧，导致3人身亡，69人受伤。指挥袭击的南非共白人党员、民族之矛的当地负责人罗伯特·麦克布莱德被抓获，并被白人政府判处死刑。不久进入种族和解时期，1992年他因此事被列为“政治斗争”而获释。但是，当时非国大否认这次爆炸是自己组织干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重审了这个案件。在取证后，非国大不得不承认是组织安排了这次爆炸并向无辜遇难者道歉。委员会谴责这次爆炸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认可当时非国大受到白人政府镇压处于武装斗争状态，袭击目标有南非白人警方成员，政治斗争性质成立，而且非国大组织承担了责任，麦克布莱德在道歉后可以获得赦免，无罪释放。

　　这些案例都得到舆论的广泛肯定。图图大主教和他的同事在“迫害者忏悔和道歉，受害者宽恕和原谅”的原则下实现和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恢复历史公正、实现转型正义”和“避免冤冤相报，携手面向未来”这一对似乎矛盾的老大难问题上，南非为世界做出了榜样。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从1995年起，在很多国家也出现了“TRC(“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英文缩写)模式”机构，诸如阿根廷“被强制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巴西“非法惩罚调查全国委员会”;加拿大“印度寄宿学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哥伦比亚“国家赔偿与和解委员会”;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捷克“档案文件与历史罪行调查委员会”;萨尔瓦多“联合国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斐济“和解和团结委员会”;加纳“全国和解委员会”;危地马拉“历史澄清委员会”;肯尼亚“瓦基委员会”、“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摩洛哥“公正与和解委员会”;巴拿马“真相调查委员会”;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波兰“民族纪念研究所”;菲律宾“真相调查委员会”;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罗门群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斯里兰卡“经验与和解委员会”;东帝汶“接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乌干达“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美国“格林斯伯勒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等。

　　但是在笔者看来，新南非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十多年政党政治的实践中排除了种种阻力，初步实现了从“族群多党制”到“左右多党制”的转变，从而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建立了稳定的国家认同。这是像南非这样一个种族民族文化高度多元的国家能够有长远发展前途的根本条件。

　　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南非政党政治的进步

　　1994年以后近20年来，新南非的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南非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德克勒克辞职以后，原来的白人政党离开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在分化组合后完成了成员的种族多元化。原来以英语白人为主的民主党，在种族隔离时代因为种族关系上的观点比较开明而成为白人中的反对党，与长期执政的顽固派阿非利卡人为主的国民党竞争。民主化初期，由于德克勒克率领国民党改弦更张与非国大合作，民主党的开明一度失去特性而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德克勒克下野之后，国民党的后续党派逐渐衰落，民主党作为反对派又重新崛起，并且吸引了大批不满非国大的黑人，合并一些小党派改组为民主联盟(DA)，成为南非最大的反对党。在2009年大选中，该党不但成功削弱了非国大原来的压倒优势，而且在南非重要的西开普省(立法首都开普敦所在地)胜选执政，从而开创了1994年后前白人政党成功转型为跨种族反对党并掌握省级政权的先例。

　　南非阿非利卡人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很多人(通常是比较保守、难以适应黑人政府的那些人)移民国外，在南非人口乃至白人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国民党衰落后，留在南非的一些阿非利卡人转入了民主联盟，另一些人则加入了原来就在布尔穷人中拥有历史影响的南非共，并且通过南非共进入了非国大，余下的组成小党“新国民党”，与非国大结盟。这同样促进了南非政党的跨种族演变。

　　南非黑人内部原来存在着历史遗留的复杂部族矛盾，1990-1994年过渡期曾导致严重的流血冲突，尤其以科萨人(曼德拉、姆贝基、坦博、西苏鲁等1990年代非国大主要领导人多数都属于这一部族)和祖鲁人(南非最大、通常认为也最保守的黑人部族)的矛盾最突出。1994年大选时，布特莱齐领导的祖鲁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成为黑人中最大的反对党。在南非各党派关系中，因卡塔自由党与非国大不但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一直具有相对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南非宪政的一大隐患。但是随着民主之风吹进夸祖鲁，布特莱齐的“酋长作风”在党内引起以加文·伍兹为首的革新派不满，并最终分裂。加上非国大推出了祖鲁人祖马出任新领袖并于2009年当选南非总统，非国大在祖鲁人中的影响大增，因卡塔自由党也就更显衰落，其国会席位从1994年的43席逐次跌落为2009年的18席，作为一个部族党即便在本部族(祖鲁)中也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力。

　　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要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自1994年新南非诞生至今一直是“一党独大”，但其本身却发生了复杂的裂变。

　　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非国大就是黑人解放运动中最具族际主义色彩的组织，由于有白人成员(主要是南非共成员)参加，曾引起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不满，并分裂出去成立了泛非大。1994-2004年间，由于原来以族群为基础的两大反对党：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和祖鲁人的因卡塔自由党衰落，非国大的势力又有所扩大。但是此后则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以姆贝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与祖马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倾向之间斗争加剧，党内冲突与丑闻不断。2005年，祖马先是身陷巨额军购贿赂丑闻，他的财务顾问被捕，他自己也被控罪;姆贝基以此罢免了祖马的副总统之职。接着祖马又受到强奸罪的指控，他的非国大副主席之职也被“暂停”。

　　但是，不满姆贝基“自由主义政策”的党内强大左翼，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南非工会全国大会和南非共为主，认为这些指控都是政治陷阱，仍然全力支持祖马，并使他摆脱了指控，反过来对姆贝基一派发动攻势。2007年在波罗克瓦尼召开的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祖马依靠左翼的支持，竟然一举击败姆贝基，当选非国大主席。次年，祖马领导下的非国大以“召回”本党当选总统的方式，迫使姆贝基辞去总统之职，其时离他的第二任期结束仅9个月。南非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姆贝基两任就算功德圆满，却在这一刻的前夕被赶下了台。这自然引起了姆贝基一派的愤怒。

　　这次事件导致非国大出现1994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姆贝基的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前副总统姆兰博-努卡、前国防部长莱科塔、前豪登省省长西洛瓦等纷纷退出非国大，他们于2008年成立人民大会党，宣布奉行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原则，并“否认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联系”。该党表示愿意与民主联盟结盟，并且“乐于见到民主联盟进入政府”。

　　丑闻缠身的祖马能够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名望远高于他的姆贝基是很耐人寻味的。姆贝基不仅比祖马资深，与曼德拉和南非共的渊源也胜于祖马：他既是曼德拉亲选的接班人，父亲又是曼德拉的密友和同族(科萨人)，同时还是南非共的高干。但是南非共还是支持祖马，因为祖马更“左”。曼德拉曾对姆贝基表示同情，但在非国大与人民大会党竞选时还是宣布自己支持祖马领导的非国大，因为他更热爱这个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甚至姆贝基自己虽然已经与祖马决裂，并且在投票时号召选民行使民主权利时“不要害怕(掌权者)，不要拘泥于历史的愚忠，而要面向未来”，其属意于新党之心呼之欲出，但他却并未明确宣布自己投了人民大会党的票，也没有公开宣布加入这个由自己的拥护者建立、并且已经与非国大对立的新党。

　　尽管德高望重的曼德拉表态支持，使非国大度过了危机，但还是伤了元气。虽然以祖马作为党魁使非国大增加了来自祖鲁人的选票，但其全国得票率却从2004年大选时的69.7%，缓慢下降到2009年的65.9%，2011年市政(地方)选举时的62%，失去了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而民主联盟则缓慢上升：从2004年12.37%，2009年16.66%，上升到2011年的24%，连同人民大会党等自由主义反对派，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势力。

　　此后非国大继续发生党内斗争。先是南非共指责祖马政府中的副总统莫特兰蒂太“右”，是“老姆贝基一类人”而把他排挤出非国大执委会，接着原先铁杆拥护祖马、声称“为了祖马可以去杀人”的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朱利叶斯·马勒马又因为发表支持津巴布韦的“革命专政”、主张武力没收白人土地并实行矿山国有化等“极左言论”而于2012年被开除出党。连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全国大会都表示不能容忍马勒马。这样，在几年内“自由主义”的姆贝基、“暴力革命”的马勒马先后离开，非国大于2004年正式宣布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在与“右边”和“左边”都划清界限的同时，种族、部族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大批祖鲁人离开了部族党因卡塔而追随祖马的非国大，姆贝基派的人民大会党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与白人起源的民主联盟在互相靠近，而“穷白人”较多的“新国民党”又与非国大靠近。新南非的政党政治从1994年时的两大党——黑人的非国大和白人的国民党——经过一段小党林立、大党内斗的分化组合，正在逐渐形成新的两大党——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国大和自由主义的民主联盟。

　　从种族社会到阶级社会：宪政民主与南非多民族国家认同

　　这种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的变化对于南非这类种族矛盾复杂、仇恨根深蒂固、国家整合十分困难的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以往曾经以南斯拉夫和印度这两个联邦国家作比较：这两国历史上都是缺乏统一传统，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间积怨很深，族际国家认同缺少根基。但是印度一独立就实行了宪政民主下的“左右多元”政治，贫富各阶级选民通过代议制形成左右派各党进行博弈。而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都是跨族群的，博弈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各自的“主义”，而不是闹独立，结果是越博弈国家认同越增进。而南斯拉夫实行“列宁式联邦”，不允许左右多元，却提倡所谓“民族平等”，结果每个民族都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异己，造成个个民族都有怨气，同时却允许每个民族的“共产党”突出个性、发展本民族认同。于是一有机会，各民族的“南共分支”便把本族的怨气引向他族，出现“族群多党制”，各党民意基础不是跨民族的“阶级”，而是各自“跨阶级的民族”，每个党都不以“主义”为诉求，只以“族权”为能事，小族争独立，大族谋压制。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时又有米洛舍维奇之类的民族(种族)主义者废除“民族平等”，想建立以民族压迫求统一的体制，结果不但没能阻止国家分裂，反而使分裂变得流血成河。

　　印度和南斯拉夫的例子，以及种族隔离旧南非的例子都说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既不能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专政”体制下虚幻的“民族平等”基础上。

　　在代议制政治舞台上，阶级“代议士”的斗争常常是激烈的，让某些习惯于歌功颂德的人嗤之以鼻。实际上，这种斗争极少是“你死我活”的。相反，只有那些根本没有“阶级”授权、却拉“阶级”的大旗作虎皮的权力争夺，才与历史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权争夺那样动辄尸山血海。既然无需工人授权，“工人阶级代表”就像皇帝的宝座，斯大林杀了托洛茨基，他就是“工人阶级领袖”，而托洛茨基就成了“阶级敌人”。如果托洛茨基杀了斯大林，那就反过来，托洛茨基“代表”了工人阶级，斯大林就是“阶级敌人”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阶级斗争”并不可怕。而在多民族国家“左右”/“阶级”矛盾如果能够淡化民族、种族矛盾，这并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事。这正是因为“阶级矛盾”要远比民族矛盾容易化解。比起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阶级矛盾”更不需要以“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方式来解决，更不会损害、而只会巩固国族认同。“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而恰恰在于它不承认“左右多元”，而用所谓的“阶级专政”把本来容易化解的“阶级矛盾”人为地弄成了“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局面。于是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害，而各民族都受害的结果最终导致建立国家认同的失败。

　　但是在“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下，“阶级社会”却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由于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非理性和难于妥协(南非实践的伟大恰在于实现了这种艰难的妥协)，民主政治处理这类矛盾并不总是成功的(当然，不能说专制政治在这方面更成功)。但是民主政治处理“阶级矛盾”却容易成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搞民主制，尽量搞成“左右多党制”而避免出现“族群多党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往往决定这类国家民主实验的成败。

　　新南非20年来，政党政治一直是成功地向“左右多党制”转型，从而成功地强化了多民族国家认同。新南非的成功有力地反驳了那种所谓民族矛盾严重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分裂的谬说，它证明恰恰相反：“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国家认同，代议制条件下真正的“阶级斗争”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恰恰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

　　尽管南非治安不良，暴力犯罪频发，但南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是相当守规矩。南非政治博弈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但并不是“你死我活”。姆贝基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但离开党照样可以搞政治。马勒马经常叫嚣暴力斗争，但他被“请出”非国大的过程却是完全和平的。

　　运作正常的代议制民主一般都有个政治斗争从“实质化”到“形式化”的过程。初期的政治博弈一般都反映实在的社会矛盾和“主义”之争，各方背后可以看到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的选民基础。但是，由于民主政治都要多数票支持才能胜出，而什么主张能够赢得多数，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因此在一定时期过去、若干回合以后，竞争各方、尤其是最有竞争力的两大党立场往往会趋同，选民的“阶级背景”会趋于模糊，左派、右派都会趋于“中左”、“中右”乃至“中中”。竞选这时就会更多地流于形式化，更多地成为竞选者个人形象、竞选技巧上的竞争，从而给人以无聊的“政治秀”印象。其实，这正是民主政治运作稳定、成功、而能解决的问题都已获得尽可能解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