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个重大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年来中国的高速增长，从老五到老四，从老四到老三，从老三到老二，快速跨越，在经济总量上越来越快地接近老大，把老三、老四越甩越远。现在开始停滞逆转了，我们跟老大的距离在拉大，而老三跟我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近。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当下都聚焦在汇率上。我国的经济总量在老二这个位置上已经好几年了。现在的汇率却回到08年了，下一步会是什么样?有一些乐观的看法说中国经济已经到底了，还有很多看法却不是这样。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采访了有关权威人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中国当前经济》，这篇访谈代表了国家最高层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现在经济问题的高度关切，对经济走势的判断比以往要更加严厉了，不再像以前好像还有很多办法去解决。而且这两年，我们每一次对经济做稍微乐观的估计，实际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有一种判断，说人民币贬值的可能还会继续。国际金融界和国际投资界在2016年前后就这个看法达成了共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5月份左右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债务如何收场》。紧接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进入SDR之前来中国商讨中国如何处理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中国最好的伙伴，坚决支持中国进入SDR。中国债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大致上的估判，取中位数，中国的债务总量是由政府的债务、中央和地方两级，加上非金融机构企业债务组成，相当于GDP总量的200-300%之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在解决债务问题，普遍认为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危机，简称美债危机、欧债危机。自2008年以来，全球总债务增长60%左右，而中国债务增长了4倍以上。这个压力也明显反映到中央最高决策上，随后出台了供给侧改革方案，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推出来已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观察到的情况看，大概最难的是“去杠杆”。因为产能现在去了点，库存去了点，就算政府不管，企业也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去杠杆太难了，我们实际上还在加杠杆。有人说，2015年中国的债务增长超过了美日欧三个经济体的总和。今年年初又出现了一轮房地产的房热，国庆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杭州G20峰会之后紧接着开年会，在会上对中国提出建议，一定要控制房地产泡沫。结果，十一期间我国十一个地方政府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国际舆论对中国也有很大的警醒。现在这个杠杆问题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本来大家有点乐观，说中国债务高没有问题，外债没有多少，主要是内债，我们可以解决，但是内部的债务主要靠发票子来解决，必定要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导致汇率贬值。过去，我们每收一美元发出6-7元人民币，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央行实际上实行的是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准美元本位制，这就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长期坚挺的根基。这个根基在2014年6月脱落了，当外汇储备到了顶峰开始回落的时候，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便与美元脱钩了。如今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越来越多的是跟债务的延续相关。包括财政搞的转换债，商业银行买了转换债，头寸不够了就到央行兑现，央行设了抵押贷款项目，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实际上便与债务链条连接起来了。这也就构成了人民币不断贬值的现实背景，所以压力很大。

　　如果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当人民币贬值超过临界点的时候，根据各种经验，中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人民币贬值会带来进口的输入性通胀，抬高国内的CPI指数。人民币贬值使很多国内企业资产负债表发生变化，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幅下降。所以我们感到，去年到今年以来最高层把主要精力放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的同时，也越来越分出更多力量关注经济，想办法解决难题，包括供给侧改革就是一种设计。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高度关联的，所以，总结我们的经验，正确处理好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使两者相互促进，甚至相互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非常宝贵的经验。

　　那么，我们深切地理解反腐败、调整人事的艰难，这件事情充满了风险，极其消耗心血。但是，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多地需要兼顾到经济发展本身。怎么兼顾呢?比如说很多改革停在文件上了，落实不下去，但是这个文件的设计能不能跟反腐更多地结合起来呢?老百姓说守着粪坑打苍蝇，还不把人累死，所以打苍蝇要跟填粪坑结合起来，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填粪坑就是堵塞制度中那些导致腐败、导致权钱交易的漏洞，在经济领域就是更多地破除不必要的垄断，促进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的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治本，本质就是解决现在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把这些结合起来，恐怕是十九大前后的迫切需要。

　　经济和政治的结合需要勇气与艺术。1989年，我们遭遇了一场风波后曾经遇到极大的困难，怎么摆脱这种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的压力又加一重，最后是邓公南巡，用开放带动改革，沿海促进内地，用经济变革的办法走出了经济和政治的双困境。但是，1997年我们又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朱镕基总理坚持改革，推行几项过硬改革，汇率改革、银行改革、机构改革、住房改革、打走私、反对特权机构经营公司，包括企业改革，这些仗个个都是硬仗。像企业改革，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堵塞了银行坏账和财政补贴的漏洞，而且连带着把市场的基本劳务成本降到市场化的水平，更多地接近我们农民工的水准。同时调整了对外资的政策，放宽了原来跟国企合资合营合作的三资企业在控股权、产品内销比例等方面的限制。所有的改革，包括加入WTO，为之后的大开放，特别是跨国公司大量向中国转移制造能力创造了条件，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使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连续若干年里平均每年提高4个百分点以上，使得中国的中低档制成品打遍天下无敌手，人民币在别人逼迫下不得不进入渐进升值区段。回想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那个时候改革非常难，朱总理是在位上挨骂挨抱怨最多的总理，但是他挖坑种树，惠及后人，也是离任之后口碑最高的总理。改革有时候会伤痕累累，要敢于担当，把政治需求和经济发展的缺口适当衔接起来，这是中国的一个经验，体现了邓小平式的高度智慧。

　　如果把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它的效果要比单搞经济改革大很多。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改革，农村改革就是政治和经济一起动，两条腿走路，实现联产承包制，取消了人民公社，农村改革焕发了活力，支持了农村经济十多年的超常规增长，加上乡镇企业和农民工跨省打工，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二三十年，这都是我们的经验。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大道理管着中道理，中道理管着小道理，大道理是理念，中道理是制度，小道理是政策。比如说汇率的政策，大中小道理一起动，大道理的力量是中道理的十倍以上，中道理的力量是小道理的十倍以上，大道理动了方向就明确了。邓小平南巡就是大中小道理一起动，市场化是理念层面，开放性体制是制度层面的，小平同志话一出来，浙江的小业主们立马把房子卖了办企业，他们为什么信小平?!所以要有这些层面的配合。还要在中国树样本，在中国还有内在活力和后劲的特大城市，在我看来，一是深圳，二是重庆。深圳比一般的城市要超出一个发展阶段了，基本没有陷入上一次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当中去，而是进入了社会和企业自主创新的阶段。重庆市在那个模式当中，发展城市化，解决大城市大农村结合的问题，做得相对好，重庆的房价始终比较稳定，城镇发展惠及了广大农民。听说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来，今年年初到重庆去，也给了好的评价。树立样本，让大家仿效，也是向中央看齐。

　　我想，今后一两年，我们吸取自身的经验教训，把政治的刷新和经济改革的需求更好的结合起来，中国才能够克服眼下的困难。我们其实有足够的经验，而社会也有足够的智慧，问计于民，扩大参与。我们的大梅沙论坛办得很好，我希望我们的大梅沙论坛继续办下去，成为能够实现和落实“中国梦”的力量源泉之一!

　　谢谢大家!

　　(来源：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