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类改革试点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一些不需要的试点也去试;二是有的试点工作安排的时间过长;三是有的试点铺的面太大;四是有时试点的随意性比较强

　　在社会经济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很多情形下是冲破既有制度束缚的过程。有的改革还和既有法律形成直接冲突。当出现了这种情形，可能引起法律纠纷，给法院裁决带来麻烦，也造成利益关系的紊乱。在更多的情形下，我们的改革会进行一些“试点”，这也有可能和既有法律发生冲突。

　　搞改革，当然难免与既定法律发生冲突，并需要对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作出修订，甚至需要废除一些法律。但在法律还没有修订或废除之时，政府职能部门安排的改革试点难免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如果试点工作不做规范，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政令通畅，降低国家行政效率。能不能有一种制度安排，既能给改革试点开绿灯，又不妨碍法律的严肃性?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

　　目前各类改革试点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一些不需要的试点也去试;二是有的试点工作安排的时间过长;三是有的试点铺的面太大;四是有时试点的随意性比较强。例如，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实行土地承包权的长久不变，到现在也没有修改相应法律，只在个别地方安排了试点。这个改革很急迫，人大常委会可先修订法律，由各地自己出台细则去贯彻新的法律。各地只需要经过短期试点就可以出台实施细则。再如，省直管县的相关试点工作也有很长时间了，该有个结果了。还有，重庆和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试点时间也不短了，有的做法比较成熟，也应该向全国推开了。

　　改革试点工作如果能实行法制化、规范化，有可能更好地推进改革。笔者以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与既有法律有冲突的改革试点，有关部门可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授权以后，试点地区的试点方案可替代相关法律条文，具有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建立相关机构(如改革委员会)，专门审查试点方案、跟踪试点过程、拟议法律的修订办法。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赋予其下设委员会以授予权，令其统筹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应该有期限。一项改革试点，不能无限期进行，最后不了了之。试点最长不应超过3年。重大的改革试点可分项进行，尽量避免搅和在一起相互掣肘。改革试点结束以后，应该形成总结报告，明确试点内容是否可作为立法或法律修订的依据，或作为政府工作条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试点工作的期限太不确定，先试就有利益，以致其他地方拼命想挤进试点范围，造成试点失控。

　　有的改革可以不搞试点。有些方面的改革在事先可做一些调查研究;对实施方案可做多方面论证。方案基本成熟以后就可颁布实施，不必试点。例如，前些年搞扩大乡镇自主权试点，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全国实施的方案。依笔者看，这项改革就不必搞试点。

　　试点工作要有程序。一些试点工作相关部门应全程跟踪，并做阶段性评估。涉及中央和地方权益划分的试点项目，分工与责任应明确。试点的主管部门也应明确，不能几个部门扯皮推诿。

　　试点的范围应明确。没有被列为试点地区的地方，应按既有法规办事，不得随意出台政策与既有法规相抵触。只要试点工作有个时间安排，非试点地区对改革有个盼头，也不大可能自作主张搞试点。

　　试点应合理确定各级政府权限，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权限。与国家法规相抵触的改革试点应由中央直接安排;与地方法规相抵触的改革试点可由地方安排。

　　按以上原则来安排改革试点，看起来会使改革速度放慢，其实不然。这样做可以减少改革摩擦，明确改革责任，防止试点工作的疲沓，减少地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更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