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原来的计划经济相比，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却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地变化到一个良性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来。换句话说，到底是拉美陷阱，还是印度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疑问越来越多。说到底，市场化还是要和法治化、民主化有一定的结合，才能保证权力不搅和，市场不走偏。

　　人们总结拉美经验说，权贵化与民粹化刚好相辅相成，权贵越猥琐，民粹越暴烈。这一教训，很值得中国好好汲取。

　　因此，要防止民粹，必须削抑权贵，但这两头治理真正的药，是发展法治和民主。只有市场的法治化和决策监督的民主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多，外贸出口翻了两倍多，财政收入翻了两倍半，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这个战略走到头了。中国又一次不得不直面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改革体制的大挑战，而且这一次挑战比以往来得更严峻。

　　此外，改革开放选择上的孰是孰非、经济增长上的畸轻畸重、社会发育上的偏荣偏枯等等，给中国从头到脚带来了深刻的内在裂痕，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业已达其极限摸到拐点了，照样继续运转的风险激增，但转型却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未来5-10年内，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中速8％以下增长与中度5％以上通胀相伴相随的时期。这将是一段令人备感煎熬的日子。

　　2009年以来，中国的国内成本迅速上涨，全劳动生产率或许已掉头向下，整个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这个过程来得非常凶猛。如果这么个劲儿往下掉，用不了几年，特别是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的时候，很多领域的成本竞争力就会衰竭，反映到整个经济过程中便是回报率与效益的快速滑落，并将带来财政负担与银行坏账的急剧增长。近来国际市场转而看空中国，根本原因即在此。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三年了，急救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仍处在康复治疗阶段，这一阶段有可能需要5-8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一阶段全球面对的主要课题有三个：处理好资产负债后遗症，其近期发作的症状是主权债务危机；突破“产业周期”束缚，为克服能源其后难题和下一轮繁荣发展找到新的带头产业或产业群；改进全球治理框架与方法，对各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彼此之间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作出更为合情合理的安排。

　　这三个课题单独解决哪一个都是非常艰难的，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相互连接的总课题同步处理，反倒容易事半功倍。但这需要各大国和大的经济体拿出足够的远见、诚意、担当、协商与合作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机遇就在这里。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摘编自2月13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