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给我们的各种经验教训，指引着我们怎么走今后的30年；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唯有改革才有希望。中国真正的改革，都是在困难条件下才被激发出来，所以，只有基层还有探讨新知的渴求、有创新的需求、有政府进行新一轮改革的呼吁，中国才有希望。”

　　2012年1月8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改革（2011）年会”在京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

　　石小敏认为2012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现在中国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和挑战，”，当前改革“要突破的是既得利益。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心里不能揣着为人民币服务，改革要突破的是私心，突破的是无知。”

　　石小敏重点讨论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第一，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关系？石小敏分析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表里关系”，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全球经济危机以来，2009年和2010年发达国家趴下的时候，中国站着，似乎“中国模式”可以超越欧美，有自己的独到优势，但是，从2011年6、7月以来，中央领导便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不和谐不协调。“十二五”规划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重中之重，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心。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到本世纪这10年，不断演变，尤其是本世纪以招商引资为主的战略，制造业出口取得辉煌成果，这个战略的形成，以及不断演变，牵动着“中国模式”发生一些变化。“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中国的治理方式，承载着中国发展模式。特别是最近30年来，执政党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执政重心，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所以“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互为表里。但是，当经济发展方式或称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不协调、不和谐的时候，“中国模式”就不能够很好继续下去了。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可持续、不协调？上世纪80年代我国确实从计划经济走出来，从经济濒临崩溃中走出来，到90年代中国增长方式发展方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对外打不过三资企业，对内打不过乡镇企业，1996年出现国有工业企业整体亏损。这个时候，中国逐渐把希望更多放在大规模引进外资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入WTO。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翻了一番多，8年时间，中国的出口翻了两番多，外汇储备翻三番多，直到把中国推到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地位。

　　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19%，中国外向型战略受阻，不得不转向国内投资需求，主要是造城和造房。我国的毛投资率从2002年的36%涨207年55%，再到2010年接近70%，但我国内需只占全球市场的1/20。两年的投资把国内投资市场撑爆了，房子卖不出去，很多高速公路没车跑，效率大幅度下降。2002年，中国每增加1块钱的GDP需要1.78元投资，到2010年需要将近7元钱。因此，退回到原有模式里，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所谓造城造房，但带来投资效益大幅度下降，带来坏账风险急增。这是2011年以来中国遇到的经济形势。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前，中国经济气氛主导市场化法制化，2008年通过两个非常重要法律，一个是《反垄断法》，一个是《物权法》，但是这场危机以来这种氛围扫光了，国进民退的色彩又浓厚起来，这次主角从外商投资企业转向政府自身，以中央、地方政府为主角。中国遇到的问题非常尖锐，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曾经发挥这么好优势，取得这么显赫成果现在却遇到这么大挑战和困难？

　　这和我们的改革有关系，我国1978年启动改革，1992年加大开放，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改革是片面的，我们开放制造业，配套开发很多领域，但我们基础工业还是垄断；工业开放发展大但，但服务业大多数情况是垄断的，我们经济开放引入市场但是社会政治管理步子太慢。

　　“有人说‘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悠久历史，文化深厚，政府信奉儒家，致力于为民服务，老百姓有节约、储蓄以及重教育传统。但是，30年前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发展起来？”石小敏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我们引进新东西，我们拥抱了全球化，引进市场和法治，使我们的传统因素在新事物、新机制激发下发挥了优势和潜能。

　　石小敏建议，当人们呼唤“顶层设计”千呼万唤驶不出的时候，能不能开放基层搞实验，能不能允许民间和企业多创新实验？中国30年来每遇困难之时，是抓住了改革开放才现新机，才柳暗花明，这是我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