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4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增长要素与风险管理”的主题演讲。樊纲表示，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变化并不会太大，预计十三五期间仍会在7%以上，位于7%到7.5%的区间以内。在促进增长的四大要素中，劳动、制度的贡献率可能略有下降，但是资本和知识的贡献率肯定会有所增长。当然，实际增长情况还要看能否将潜在增长率充分发挥出来，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
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应在7%以上
好的正常增长，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7%到7.5%。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差距巨大，潜力也巨大。
樊纲从十二五规划评估和十三五规划制定谈起。
他说，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好像偏低，只有7%多一点，一个通常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一个比较低的增长时代。对这个说法，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不同意那句话：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
樊纲认为，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看看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中国有两次两位数增长，一次2004年到2007年，一次2009年到2010年。第二个，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两位数增长从来就是过热增长，从来是中国政府要防的。
什么是好的正常增长呢?经济学有个术语叫潜在增长率，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如果实际的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基本吻合，就没有产能过度利用和通货膨胀。分析潜在增长率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是要素分解法，另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是滤波法。总说中国过去30多年是高增长，但是如果把价格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去掉，也就是7%到9%之间，潜在增长率从来不是10%以上。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其实是回归正常，并不是到了低增长阶段。
研究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是研究未来要将增长目标稳定在什么地方。这就先看看中国未来潜在的增长率是什么。这里就要用到要素分析法。基本的结论是，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在7%以上，很难有个具体的数，只能大概有一个区间，7%到7.5%。
现在国内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劳动力短缺，因此到了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可能到6.4%。但是樊纲表示，他们仔细研究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模型，认为这些模型都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没有计算人力资本，没有考虑到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
樊纲认为，现在研究增长的模型通常已经不仅仅用劳动力作为一个变量，而是用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人力资本是根据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进行折算出来的，是经过技术加工之后的劳动力，相当于资本的概念，里面包含着技术的含量。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其实就是因为包含知识的因素在里边。所以最近这几十年，计算增长模型必须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替代劳动力的概念。
还有一个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目前状态和今后增长潜力的因素，就是看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差距产生动力，发展的过程最终就是趋同的过程，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赶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人均GDP去年年底是6700美元，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说起来已经接近高中等收入国家，其实比起发达国家差距还十分大。世界最高的是挪威，10万美元，瑞士也有8万美元。美国、日本的人均GDP也都在5万左右。
按去年年底算，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也就是说把美国作为标杆算，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3%。差距巨大，因此潜力也还是巨大。同一个指数，韩国1979年达到13%，之后又高速增长了20年，可见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30%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战后60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追赶指数超过30%。按PPP算，有些国家人均GDP早年比美国高，但是由于一次一次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近这些年很多国家没有超过30%，巴西说是很高，但也只有20%左右，墨西哥、智利还更高一点。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超过30%，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还低于10%。四小虎都没有过30%，过30%的只有四小龙。新加坡几乎和美国持平了，香港和西欧持平，在70%左右，韩国和台湾这些年持续不断增长，现在在60%以上。
首先一个坎是超越30%，第二个坎是进入60%、70%的团队，但是受到的压力很不一样。越过30%这个坎是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比较难的，20%的时候可能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也就是容易出事的时候。真正过了30%，进入高收入阶段，很多问题就会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坎上，不仅仅是十三五期间，可能再多一些时间才能迈过去。
知识与资本是未来增长的主要要素
增长要素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的贡献也许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是有的。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是潜力，又是挑战。横向历史比较，西方起飞的时间大概是1780年前后，瓦特蒸汽机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则大概是在1980年，起飞相差200年。西方随后又经过70年，发生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争取权利、民主，反特权，要求建立社保制度。中国发生这类事情大概是在起飞后30年，2010年这些问题开始暴露了，中国有西方的经验教训，搞了社保制度，政府也很重视，于是社会问题还能应对，不至于发生革命。这是大的历史画面。
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樊纲表示，按照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归纳，增长一般有四个大的要素：劳动、资本、知识、制度。其中，知识、制度是软性的，不是硬件;资本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软件，比如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组成的一部分，但是它需要一部分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相配合，这样才能够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才能起到作用。经济越往前发展，增长的要素越不是硬件本身，而是软件。比如说制度，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制度创造价值，因为制度改善效益。最直观的例子是农村承包改革，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但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然后是知识。人类财富增长的根源就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的发展，原来的废石头现在变成了铁矿，从里面能炼出铁来作为生产原材料，这就是知识和技术创造的价值。
相当早的时候，增长模型就把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当作一种增长的要素。后来又加进了制度，现在研究劳动和资本之外就是研究知识和制度。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本，资源变成资本，里面都包含着知识的要素。
当年有一个著名的悖论，那时候大家分析说美国有那么多资本，输出的产品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发现美国出口的产品当中，劳动力工资成本占大头，是劳动密集型的。后来通过仔细研究包括理论的进步，发现原来美国的出口不是劳动密集型，是知识密集型，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它出口的都是由大学毕业生生产出的东西，是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这就和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对应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今后确实还存在增长潜力。
第一，现在都说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人口红利没了。樊纲表示，劳动力是一个被很多人用错的概念。中国劳动力总量再有5到6年就可能停止增长，中国的老龄化也逐步在提高，但是也有两个因素会抵消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的趋势。
首先，中国还有30%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他们的转移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不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完了，是因为制度上有缺陷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如果下一阶段中国能够真正重视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就会得到缓解，而且能够基本保证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劳动力基本供给。其次，中国这些年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教育条件有改善，尤其是硬件，改善得挺快。
第二，再讲资本。中国现在有点资本过剩，中国的储蓄比起可以用的投资来显得太多了，整个GDP的50%都被储蓄了起来。这个储蓄主要不是家庭储蓄，而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储蓄起来就得投资，不投资就会变成外汇储备投到外国去。所以现在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允许个人、企业利用更多的外汇到国外投资。
关键的问题还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年没什么创新，这个很正常，西方发展200年了，中国刚开始，最初20到30年就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中国没有经过一定实际积累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但是现在经过20到30年，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走进前沿或者接近前沿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开始逐步具备创新能力。
这里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创新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既包含科技创新，又包含其它方方面面的创新，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产品品牌的创新或者是销售渠道的创新。
然后是制度改革。总的来说，也许制度红利不像过去那么大，但是潜力仍然巨大。
综合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的贡献也许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也是符合这种要素分析的。
只有做对事情才能发挥潜在增长率
尽管中国有潜力，但是要想让潜力发挥出来，实现潜在增长率，保持稳定增长，那还要做各种正确的事情。
樊纲说，还要强调的是，尽管中国有潜力，但是要想让潜力发挥出来，实现潜在增长率，保持稳定增长，那还要做各种正确的事情。比如说，社会要稳定不能出大乱子，就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居民收入差距，反腐败;还要努力发展教育，搞城市化，调整结构，减少污染，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别过热，别出大的危机。不要像拉美那样，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加上政治动乱，一次一次打断增长。
最后一部分，他讲到了十三五期间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第一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转型。不是说转产，而是提升它的结构，提升它的生产力。政府有选择地支持鼓励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叫产业政策。樊纲表示，十二五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政府对所选择的产业实施的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有非常大的负面效果，结果导致光伏、LED产能严重过剩。十二五产业政策方向当然对，但是中央政府在五年规划中提出来，上下都当作重点，全国28个省将这两个作为战略新型产业，各级政府给补贴，资本市场也凑热闹，然后就出现一窝蜂。政府鼓励发展不能用这种方式，要更多让市场选择，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普惠式的产业政策。
普惠式的产业政策就是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对所有中小企业进行减税或者是某种激励政策，不要有选择地鼓励某些产业，而是让各行各业提高竞争力。这样，各行各业劳动成本提高了，竞争激烈了，但是用不着转产放弃原来的产业，而是要努力提高生产力进行技术升级，其它的让市场去选。
第二，如何进行创新驱动和科技发展。十二五的又一个重大的教训，是科技发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没有产出多少真正的新技术，这是科技界、教育界公认的。而且大量的投入，加上大量的补贴，扭曲了人们的动机，反倒使创新动力不足。很多大学教授忙着填表申请经费，没工夫做科研;企业为了争当科技创新企业，弄了一些垃圾专利，就是为了申请政府补贴。政府的资源应该集中在基础科研领域，而鼓励市场创新的资源可以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风险投资不是政府一家单独搞，而是政府选择风险投资项目。这样政府就可以不再去花冤枉钱，也不再担心补贴扭曲市场。
然后是城市化，农民进城的问题。在这方面，樊纲认为，眼光不要老盯着户籍制度，应该逐步淡化户籍制度，强化人均公共服务供给的概念。农民进城可以没有户口，但是可以渐进地与原来有户口的人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供给。这样从长远来讲，没户口的人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逐步会趋于平等，原来的户籍制度也就可以逐步淡出。
还有，在十三五期间，新型城市化一定要大力提上日程。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民进城城市化的进程，增进人力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竞争力，为日后进入高收入阶段创造条件。
此外，现在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70%左右的人没有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樊纲说，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想法，十三五期间能不能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这样使我们基础劳动力水平能够提高，这样收入能够提高，生产力可以提高，我们就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
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是关键时刻，从现在开始到十三五期间也是一个好的窗口。十三五期间最好发展新型可再生能源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这需要很多政策，主要应该在需求方采取政策，鼓励使用消费，而且通过需求方传导到供给方的方式发展新能源产业，而不是一个劲地鼓励生产忘记了消费。
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问题。过去10年当中，两次过热遗留下大量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这些都悬在我们头上，尽管可控，但是毕竟导致了投资增速偏低，让大家感觉风险比较大。今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处理。
问与答
问：您提到打破部门格局，请问具体有什么建议?
樊纲：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有利益冲突，有利益的时候就去争利益，没利益的时候就躲着，这是政府部门的问题，说明政府关系没调节好。还有重合的地方，有些方面利益冲突还很大。这应该是政府体制要加强改革的问题。比如进一步确定发改委的作用、职能。这个也有一些讨论，怎么能够加强它的协调机制而弱化它的执行功能。但现在最缺的是协调，国务院必须要有日常的协调。
问：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越快转成消费拉动经济越好，但是政府部门的声音似乎总是强调投资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整您怎么看?
樊纲：人人都知道中国应该增加消费，但是增加消费不是政府政策能解决的，不是光靠政府搞补贴能解决的，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70%的人收入比较低这一问题。70%里面，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农民，这两部分人群这两年收入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绝对水平仍然比较低。这些人的收入不能提高消费就不能提高。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提高底层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消费。简单搞个新农合、新农保那也没有多少钱，提高不了多少消费。根本问题还是要全国逐步统筹整个社保体制，这也是一个历史进程。背后的特殊问题，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历程太长了。这是中国一个特殊问题，揭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个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反过来讲，政府有些部门说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储蓄率那么高的时候，你不投资，剩下那块干嘛去，不投就变成外汇储备，就会产生外汇储备的问题。所以我们还得投，只好多投点基础设施，利用这个机会为未来打一个好的基础。但这样一来，效率自然低下，腐败又容易产生。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要努力去解决。我们也不指望它一天能解决，一年调整一个百分点已经是一个成就了。
问：您提到要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您对防范债务风险的方法有什么建议?
樊纲：债务风险说起就话长了。现在地方债务比较严重，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那些债务到现在还起来也比较难，这个恐怕要经过兼并重组。企业多搞一些直接融资，出让一些产权，实现兼并重组化解风险，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有一些就是坏账。比如刚才说的那些光伏产业，一个企业200多亿坏账，就得通过各种方法来消化。
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主要是机制错配。修一高铁、修一地铁都是长期的项目，结果用的是银行贷款，五年、十年这样的短期贷款，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五年的贷款到期了可能项目还没有建成。机制错配问题怎么解决呢?赶快用一些长期的融资办法，或者PPP的投资，或者是投资股份制。西方的很多铁路是用股份制，然后是长期的政府债券，这样达到机制相互适应，搞长期建设不能用短期贷款进行融资。地方这些项目，多数还是好项目，但短期来讲就可能是坏账。
以前预算法没有改的时候，中央政府应该多替地方发债，现在预算法改了，地方可以多发点债，但是前提条件是地方融资平台借了钱，要把它纳入正规，把它的机制改变。这里面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只有1.9%，今年年初有人提了一个观点，说搞3%又怎么了?如果地方融资平台借款能够被替代一部分的话，整个政府债务和GDP的比例关系就可以下降，市场上马上就会认识到这件事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它就有希望解决。这样就可以逐步把问题清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