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过去十多年我和我的团队通过查阅中央和地方的历史文献，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北宋、明朝以及清朝经济活动的总量，发现中国经济以北宋为起点，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600年明末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占全球GDP的34.6%，此后逐步下降。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展开时，中国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呈断崖式下降。到改革开放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4.9%；改革开放后，中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GDP增长远超全球平均速度，目前占全球GDP比重上升到20%左右。因此，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中国经济崛起是过去400多年来的第一次。对比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的40年，从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的幅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贡献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且这一增长今天仍在持续。
回顾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发现存在几个基本规律。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从封闭均衡向开放均衡跃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单一的霸权国主导推动的，而是一个众多参与主体之间互动博弈的结果。为了使世界经济从封闭均衡走向开放均衡，需要一个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国家来推动实现，而全球化领导者本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以及再分配制度优势。技术优势指领导者在全球先进产业中掌握着技术领先优势，从而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取超额垄断收益，这是领导者愿意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市场优势是指领导者本国市场规模足够大，从而能够通过主动对外开放吸引其他国家跟随开放；再分配制度优势指政府能够有效平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利益分配问题，从而形成本国整体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支持，保障领导者能够持续引领经济全球化。
回顾历史上若干轮全球化，包括19世纪中期英国领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20世纪美国领导的经济全球化，都印证了这三个基本条件。英国工业革命后在纺织业和钢铁业等重点领域占据了技术优势；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具备了市场优势；同时，英国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备了再分配制度优势。我们的研究发现，二战以后的较长时间里，美国经济也同时具备了成为全球化领导者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再分配制度优势。然而今天，支持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领导者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在逐步丧失。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相对规模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的很多产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技术优势和相对竞争力也在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也导致了其社会经济制度的再分配能力的下降。
中国正在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首先，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并完善，中国众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其次，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绿色能源等细分领域取得了领先优势，同时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技术优势。最后，中国拥有较强的国内再分配能力，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区域、产业曾受到了巨大冲击，通过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成功应对了开放带来的诸多挑战，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初步具备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再分配制度优势。
那么，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努力，才能真正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本质上讲，为进一步释放中国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潜力，中国仍需继续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夯实基础的前提下，逐步学习和适应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在创新链条较长的产业以及基础科学领域仍然存在许多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因此，应坚持科技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大在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对内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对外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水平。
其二，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仍需进一步释放，当前中国国内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仍然存在，阻碍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内需的充分释放。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释放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
其三，中国的再分配制度仍然蕴含着巨大的改革红利，要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全面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让全体中国人民从发展中共同受益，形成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强大社会共识。
其四，中国国际化的软实力仍有待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较短，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国际组织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仍需持续积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探索与其他国家协商谈判的方式和路径，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沟通能力与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才。
最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国际化，要站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制高点来认真研究回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界必须奋发努力，抱着谦虚开放的心态，与国际同行共同交流研究，以此推动中国引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在遇到“卡脖子”问题的同时，也遇到了“卡脑子”的问题。关于中国发展的学理基础还没有厘清，所以经常受到海外一些西方国家的指责。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需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将中国学派升华为更具普遍性的、更有生命力和接受度的经济学新学科。这也正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会成立的初衷。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九大研究课题，包括政府与企业行为的异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何影响政府行为、政府与市场培育及监管、政府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财政税收体制与政府行为、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对外经济关系、政府与收入分配、政府与长期经济发展。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案例、理论、统计分析(CTS)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范式。即从鲜活的现实案例出发，将其提升为一个简单的理论机制，并通过统计资料来验证理论机制的普遍性。
不管愿不愿意、喜不喜欢，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它不仅是裁判，也是场上的运动员。政府由两部分人员或机构组成，一部分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及其公务员，另一部分是政治活动所产生的决策者及相关机构。
政府的行为直接决定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表现。政府是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之手还是阻碍之手，至关重要。政府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机构和激励设计，如果机构设立得好、激励搞得对，政府的行为就能够支持或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一个直接的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原因与后果的经济学新分支，政府的作用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必须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希望把政府的激励和机构设置搞对，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