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是保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的水平，而总和生育率低于1.5，则被认为是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前几年就已经低于这个数字。如何摆脱或说走出这个“陷阱”，作者提出一个由三条支柱撑起的人口与发展关系新范式，要点在于促进社会流动和推进福利国家建设。

　　以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降到保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的2.1这个更替水平之下。三十年后的二〇二二年，中国开始人口负增长，在统计意义上也就顺理成章。如何应对这个人口新常态，成为从学术圈到决策层及至舆论界的热切关注。在涉及人口的热议话题中，我们有没有机会摆脱目前的低生育状况，对中国社会是一个唯此为大的课题，也是我在出版《人口负增长时代》一书后仍然念兹在兹的谜题。一方面，相关学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由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不顺畅，交叉研究开展得不充分，每个流派的研究范式也不尽统一，以致我们迄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也就是说，人们对生育率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度，对相关理论进展和经验积累却知之甚少，因而在系统性政策思路上面也难以形成共识。作为对认识需求的回应，本文在综述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勾勒一个转变研究范式和重构分析框架的路线图。

　　中国人口形势图(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一

　　“低生育率陷阱”之谜

　　奥地利学者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 Lutz)最先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概念。在很长时间里，这只是人口学家圈内的讨论话题。随着生育率下降成为更多国家面临的现实，这个令人不安的概念也不胫而走，甚至被接受为一种特征化事实。除了从具有极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证据获得支持外，这个假说还得到主流人口理论的背书。从理论和政策关注的角度来看，由于具备了以下两个重要成分，故该理论已经概念化和体系化。第一，这个理论尝试阐明，某些确定存在的因素，会通过特定的机制，使生育率下降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不可逆过程。第二，该理论也尝试从经验上表明，现实中存在一个关于低生育率的数量界定，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降到该水平及以下的情形，意味着一个社会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且难以自拔。

　　鲁茨及其合作者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人口、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上存在着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推动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进一步螺旋式下降(“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 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从人口学角度看，长期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处在生育年龄的人数过少，以致无法逆转生育率下降的惯性。从社会学角度看，既然每一代人在选择理想家庭规模时，依据的经验都来自上一代的生育率降低趋势，所以，生养更少数量的孩子，对新生代父母来说只是顺水推舟之举。从经济学角度看，在期望生活水平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的较大缺口，抑制了年轻一代生养孩子的能力和意愿。虽然鲁茨等人不情愿给出一个作为“陷阱”标志的生育率，但是，很多其他研究表明，以总和生育率1.5作为基准，可以取得较大的共识。也就是说，如果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一个国家就被认为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人口、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共同推动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螺旋式下降(来源：Lutz, Wolfgang et al.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2006)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二〇二〇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二〇二一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低到不足1.2。根据不同的参照标准，我们可以对中国现行生育率究竟有多低做出几种判定：与2.1这个保持人口规模稳定的更替水平相比，处于低生育水平;与1.5这个作为“陷阱”基准的水平相比，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根据所谓“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这样一个标准，已经处在极低的水平。早在二〇一四年，国家就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先后实行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可以生育三孩”政策，与此同时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正是对极低生育率的积极政策回应。

　　然而，从人口动态和生育率变化来看，这些政策尚未显现预期的效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其既有的惯性，从二〇一四年的6.7‰跌落到二〇二二年的-0.6‰。防止人口过快减少和老龄化，必然要求阻止生育率的下降势头，甚至希望生育率向更可持续的水平回升。学术界面临的课题，便是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从理论逻辑和实证经验上回答，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什么东西，它能否以及如何被避免或摆脱。在诸多目标中，一个较为根本的是：打破传统的认识定式和研究范式，构建一个符合生育率变化规律的分析框架，并按照一种内洽的逻辑制定政策。

　　中国出生人口形势图(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二

　　传统理论范式的罅隙

　　低生育率陷阱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既非无的放矢，也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无论是一些广为流行的理论阐述，还是围绕相应理论假说进行的实证分析，似乎都为低生育率陷阱这个说法提供了学理和经验的证据。这方面，除了鲁茨本人提到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渊源之外，至少还受到两个权威学说——“孩子效用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有力支撑。然而，一旦我们转换认识视角并且吸收最新发展经验，便可以发现这两种理论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的缺陷。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当之无愧享有“孩子效用论”的首创权。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贝克尔长期担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的双聘教授，以把经济分析应用于诸多社会生活现象著称。作为人口增长微观基础的家庭生育决策，便是一个这样的领域。从静态角度来看，在贝克尔的模型中，孩子被视为能够产生效用的耐用消费品，故家庭的生育决策可以采用成本-收益框架进行分析。“购买”孩子的价格或生养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花在他们身上的支出，也包括父母付出的时间或机会成本。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收益，则包括孩子作为家庭劳动力、养老保障和情感寄托等效用。因此，父母期望的孩子数量，由家庭收入、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决定。从动态角度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整体提高家庭收入，使父母对孩子产生较大需求;另一方面，也相对改变了生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降低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此外，根据贝克尔的婚姻理论，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分别提高或降低结婚率，继而从不同方向上改变生育率。由于在这些正反两面的因素中，妇女就业机会增多和孩子养育成本提高等因素，均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一般来说，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迄今为止，从这个模型所涉及的变量中，人们尚难看到生育率下降的谷底。

　　加里·贝克尔的《家庭论》书影。该书从单个人的居民户分析开始，不仅研究了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一夫多妻制现象，而且还探讨了对孩子的需求、教育和动物群体的家庭等问题(来源：dangdang.com)

　　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最高荣誉奖得主迪尔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和论证了所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前身，“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主要关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阶段性特征，据此把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先是高出生、高死亡和低增长组合，继而是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组合，最后是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组合。着眼于探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独特原因，范德卡尝试在模型中加上一些能使该理论脱颖而出的因素，譬如说结婚率。由于生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以致妨碍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人们越来越接受新的两性关系文化和婚姻制度。越来越少的人选择结婚、更多的人未婚同居，以及更高的离婚率等现象日益突显，成为生育率一降再降的主要解释因素。

　　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革命性贡献，是把生育问题视为家庭出于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权衡取舍的结果，从经济发展一般趋势中寻找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也有其本身的核心贡献，即把生育抉择与社会流动联系起来认识，在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寻找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原因。不过，在把这两种理论应用于阐释低生育率陷阱的时候，都暴露出各自的逻辑缺陷，同时也未能完美地获得实际经验的证明。

　　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模型(来源：researchgate.net)

　　贝克尔的模型有一个先天的罅隙，不仅使其解释力大打折扣，还将注定由此打开一个缺口，导致它对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的理论支撑日益脆弱化。该模型没有考虑到的事实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并不限于表现为挣取的收入和消费的产品及服务，还包括不可或缺并且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公共服务。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在逐渐迈入富裕社会之时，通常会面临私人投资与公共支出不平衡，以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质量差别等矛盾。因此，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著名的“瓦格纳法则”指出，随着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的支出趋于增加，占社会总产出的比重相应提高。大多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也都同意，以改善妇女和儿童福利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对于生育意愿具有正面而显著的影响。

　　范德卡的模型虽然考虑到福利国家的因素，却因受限于观察和认识，没有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他认为，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或者更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反而使人们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减弱，从而也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一个原因。诚然，结婚率下降、非婚同居比例和离婚率上升，不仅在西方国家日益普遍，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成为一种潮流。然而，用婚姻制度的变化解释生育率的下降，却未能经得住事实的检验。一方面，性观念和婚姻制度的变化，本身就具有生育与婚姻脱钩的含义。例如，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在二〇〇〇至二〇二一年期间，人口的结婚比例从5.2‰下降到3.9‰，离婚比例保持在1.7‰不变，同时，婚外生育的孩子占比却从25.4%显著提高到41.8%。既然婚姻已经不再是生育的必要条件，婚姻制度的变化也难以成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无论在西方国家之间比较，譬如说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相比，还是拿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譬如说欧美与东亚地区相比，更为激进的婚姻制度变化未必对应着更低的生育率。

　　三

　　人口与发展关系新范式的支柱

　　之所以有“第二次人口转变”这个概念，是因为预期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第一次人口转变”曾经在历史上被逆转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困扰当今世界的人口减速和停滞现象，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现过一次，虽然就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人口停滞及其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得到当时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尝试突破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与发展关系范式，还面向大众传播新理念、游说甚至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影响了战后欧美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的选择，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路径和经济发展轨迹。

　　就其身后留下的重要学术贡献和政策遗产，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而论，经济学说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与当时人口问题的重大讨论也密切关联着。例如，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对人口停滞的危害做出了天启般的警示，撼动了瑞典乃至北欧学者和决策者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传统认知，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瑞典的福利国家建设。英国的梅纳德·凯恩斯和有着“美国的凯恩斯”之誉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虽然两人身在大西洋两端，却不约而同地阐述了人口停滞造成需求侧冲击，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原理，汉森还首创了如今在宏观经济学界再度流行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概念。应该说，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思想和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学术象牙塔内，而是在大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议会里进行过充分争论，进而成为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政策。例如，福利国家的北欧模式和英美模式，分别与缪尔达尔夫妇的立法游说、《贝弗里奇报告》的发表与实施，以及罗斯福新政的相关实践密切相关。

　　有趣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在几乎不相往来的情况下，以相同的口吻表达了对于人口问题的危机感，都尝试颠覆既有的人口与发展关系范式，并且亲身参与推动了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从战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欧美主要国家分别完成了福利国家建设，不仅促进了战后的经济快速复苏、生活质量的跃升、中产阶级的兴起，更出人意料地迎来一个婴儿潮。从实践的角度，这不啻一项有益的社会工程和成功的社会实验。从研究的角度，这段史实也堪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准自然实验案例。那么，为什么历史呈现出一个人口危机提出的问题，最终以福利国家建成而得以解决的反馈关系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搭建一个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三位一体认知框架，或者说构建一个由三条支柱撑起的人口与发展关系新范式，这样，人口危机的应对之策才有制度根基。

　　“二战”后世界、中国、日本、美国总和生育率图(来源：环球网)

　　支柱一：存在一个相当于更替水平的普世生育率。从统计意义上说，2.1这个总和生育率，既是定义生育率高或低的临界点，即低于该水平就属于低生育率，也是避免人口负增长从而人口规模萎缩的更替水平，即两个孩子才足以替代父母二人。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意愿调查、多学科的理论阐释，以及历史叙事和跨国数据分析也指出，2.1这个生育率或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也是家庭的理想生育意愿。如果这个生育水平具有不分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便可以称之为普世生育率。这就意味着，任何由于共同或特殊的因素，实际生育率偏离这一水平的国家，都有机会借助自然形成或人为创造的条件，实现对普世生育率的回归。

　　支柱二：社会流动状况决定性地影响生育意愿。在当代社会，人们可以列出一个导致生育意愿低迷原因的冗长清单，涉及家庭收入和时间的紧预算约束、生殖服务的供给不足、教育的机会缺乏和成本高昂、岗位数量不足和就业质量低下、性别平等程度低等等。如果让我们来选择一个概念，使其既具有更大程度的基础性、概括性和针对性，又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范式的话，上述影响生育率因素的共同归结点便是社会流动的不充分。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人们是否具备一种良好的预期，在终其一生乃至跨代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向上的流动，从根本上决定他们的生育取向和抉择。

　　支柱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为社会流动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在家庭层面上把生育意愿和生育选择与社会流动联系起来。阻碍社会流动的一个恒久因素，便是伴随生命周期的风险乃至跨代的不确定性。而社会福利体系则是处置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丹麦社会学家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国家区分为出发点和效果迥异的“三个世界”，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福利国家良好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需要以恰当的制度设计为条件。以工薪阶层利益为着眼点，关注就业和性别平等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最有利于为各阶层提供平等的机会，因而能够最充分促进“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为福利国家与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四

　　结语

　　中国的低生育率，既是长期控制人口的政策遗产，也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特殊历史原因，从对家庭孩子数的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宽，进而转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调整，对于摆脱低生育率陷阱是不可或缺的一步。然而，人口是一个既长且慢的变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为因果;作为决定性影响人口动态和格局的因素，生育水平是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形成和变化的。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范式，至少给我们提供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低生育率陷阱绝非宿命，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可能避免或摆脱;另一方面，摆脱低生育率陷阱亦非易事，需要以历史耐心持续推进制度建设。换句话说，那些短周期、碎片化、急就章式的举措固然有益，却不足以在短期内改变既有人口格局;摆脱低生育率陷阱，胜算在于按照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的要求，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