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结交过不少国际友人，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斯诺越过国民党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对红色区域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在此期间，斯诺如愿见到了毛泽东，二人多次通宵促膝长谈。之后斯诺于1939年到延安再次访问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于1960—1970年间先后三次来华访问，每次都受到毛泽东接见。根据历次访问所搜集的一手材料，斯诺相继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为《西行漫记》)、《为亚洲而战》、《大河彼岸》等报告文学巨著，详细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情况，其中多次提到毛泽东，称他为“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因此，斯诺被赞誉为“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

　　俨然一个平常之人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长期难以被世界人民所了解。在苏区之行前，斯诺就在思考，作为南京国民党当局悬赏25万大洋通缉的头号“赤匪”，毛泽东那价值高昂的脑袋里有什么名堂?他是社会先知还是无知农民?他是否像某些国民党报纸描述的那样“残暴”?

　　带着这些疑问，斯诺来到陕北苏区，在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首次见到传说中的毛泽东。乍一看，毛泽东面容瘦削、身材魁梧、鼻梁挺拔、颧骨突出，双目炯炯有神，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是一副知识分子面孔。尽管南京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其首级，但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路人一起行走、谈话，毫不惹眼地坐在红色剧院的观众席间看戏，俨然一个平常之人。随着交往的深入，斯诺发现毛泽东喜欢憨笑，颇具幽默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

　　在保安期间，斯诺还观察到毛泽东的生活和一般的红军战士几乎没有区别。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遍观洞内陈设，只有墙上挂着些地图，可谓家徒四壁、简陋至极。令斯诺感到震惊的是，毛泽东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地主、官僚等剥削阶级的财产，他和夫人的主要奢侈品竟是一顶蚊帐，自己只有一卷铺盖和两套布制服，佩戴的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完全没有个人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排除美国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于1960年首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见到了阔别21年的毛泽东。此时，作为大国领袖的毛泽东身着一套黑灰色便装，脚穿一双已经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棉布袜子垂在足踝上，奉客和自用的餐食是家常便饭，他“仍然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

　　具有“知识分子素质”

　　斯诺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具有“知识分子素质”。他在青年时期就热爱阅读，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领域，“很多次长时间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是为了独自进行学习和研究”，可以说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是个卓有成就的学者。

　　毛泽东爱读历史故事。很小的时候，他就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还被尧舜、秦皇汉武等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事迹所吸引，并发现这些故事歌颂的都是统治者，而无种田的农民。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将诗、传奇、古希腊故事和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结合起来。

　　毛泽东热衷研究哲学。对于斯诺的采访，毛泽东非常重视，有时甚至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交谈。但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他便要求改期再谈，然后花了三四夜功夫心无旁骛地读完这几本书。当然，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古希腊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近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也在其关注之列。

　　毛泽东非常熟悉国际政治。他对英国工党的政策、美国新政和外交政策、种族问题都颇感兴趣，提出的一些问题甚至难倒了斯诺。他对麦克唐纳、罗斯福、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其他印度领袖都有研究。斯诺认为，毛泽东当时对欧洲社会和政治，乃至国际局势，都有实质性了解。

　　毛泽东并不将其学习局限于历史、哲学和政治等领域。当时，他对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高捷著作里的角色金美花夫人(法国古代美人)的性格进行讽刺，使得一个法国访客大表诧异。因此，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的西方文学知识要比当时任何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文学知识丰富得多。

　　“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斯诺认为，革命运动需要一个领袖在认识未来事物上比任何人都有先见之明，毛泽东就具备这种能力。他曾对斯诺作出一些在当时看来非常荒谬的政治预言，最后却都实现了。所以，在斯诺印象中，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936年斯诺到达保安初见毛泽东时，红军长征尚未完全结束，党又刚经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当时，“很少人相信共产党可以存在，更少有人预见到国共会缔结抗日联合战线”，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一旦全面侵华，中国将迅速崩溃。

　　但是，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很快就会实现;中国无法速胜，也不会亡国，抗日战争“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国民党中部分人“将出卖中国，变成日本的工具”;战争结束时，革命力量将发展壮大，“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将战胜日本，取得最终胜利。

　　1939年斯诺再次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出预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关政治立场，只是军事需要，苏联不会成为德国的同盟;英国会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以避免双线作战的压力;当日本勒索到足够的绥靖，削弱英美在远东的地位，就会入侵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甚至进攻美国。

　　这些预言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比如，对于革命力量将壮大到占领口岸城市，斯诺“常常暗地里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对于英国绥靖日本，斯诺“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但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预言坚信不疑。当然，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因素，准确描绘出了抗日战争的走向和中国革命的前景。

　　“教条比牛粪更没用”

　　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注重实际、深谙国情的反教条主义者，“对中国大地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政敌”“比现世任何一国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国家”。

　　令斯诺印象深刻的是，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热衷一种“农村漫游”式的远足。他会在暑假走家串户，靠帮工换饭吃，有时甚至行乞。随着年龄增长和革命实践的开展，他已经行程万里，足迹遍及中国农村。所以，不同于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贫苦农民早有了解，能够简单、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诉求，并发自内心热爱他们，把他们视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在斯诺眼中，毛泽东还很能写严肃的理论著述和文章，是“党内主要理论家”。但是，与一些言必称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留苏派”不同，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形势，强调“教条比牛粪更没用”，要“从特别和具体的情况中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他不认为会背诵马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的“理论”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符合自身实际需要。对此，斯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毛驾驭理论的本领”。

　　1960年，斯诺第三次见到毛泽东时观察到：他每年在北京的时间平均只有4个月，其余时间会按时到大城市视察，与各省领导甚至基层干部保持密切联系;也会突然到访各新工程区、公社、工厂、托儿所和幼儿园，和农民促膝谈心。他“要亲眼见到事物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对斯诺的每次采访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坦诚，斯诺也以毕生之力为毛泽东描摹出一幅立体而丰满的人物画像。在斯诺眼中，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党的领袖，而且更是一个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桂冠诗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领导，以及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