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放创新既是必然规律，又在新形势下呈现新的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技术、知识、信息、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在全球加速流动，创新资源的配置趋向于全球化。同时，科技创新竞争已成为当前国家竞争的战略重点，创新的国际合作受到制约和阻碍。开放创新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

　　从机遇上看，一方面创新活动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无论是应对疫情疾病、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还是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都有赖于全球科学家们的共同攻关。回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基于本地与跨国、跨地区经济组织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增长趋势，各国创新体系的开放度不断提高。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科技合作为基础研究、临床试验到疫苗制备等疫苗研发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加速度”。这说明越是危难时机，世界各国越要抱团协作，联手对抗公共卫生危机，创新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要求面向全球扩大开放。“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解决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我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然而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向全球科学家、科技型企业敞开大门，为全球科技合作搭建平台、汇聚资源、成果共享。坚持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既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又与积极融入世界、开放共赢的历史潮流同频共振。也就是说，必须善于获取、整合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才能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从挑战上看，一方面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科技创新竞争已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重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加大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重点布局科技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创新平台建设、技术发展和行业变革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趋同特征，所涉及领域交叉重叠现象明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5G/6G、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医药健康等前沿技术领域竞争激烈，试图实现科技“突围”，培育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美国对华科技封锁仍在不断升级。美国决策者利用了既有的和新通过的法律、规则以及总统权力来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电信许可与设备授权、签证限制、进口限制、金融制裁、技术交易规则、联邦政府采购限制、执法行动等“压制性”脱钩措施，到拜登时期又采用了更多“自强性”脱钩措施，其目的是培育美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并以民主价值观的名义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借以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

　　2、开放创新需要构建4大体系

　　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目标，中新广州知识城持续发挥勇于承担国家战略的先锋作用，超前谋划、高端定位、高位策动，主动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着力推动国际化的创新平台体系、开放创新成果产业化体系、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以及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等4大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构建国际化的知识创新平台体系。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创新平台的知识流动共同反映了一国(区域)知识开放程度。中新广州知识城紧密围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定位，吸引了宝洁、思拓凡、卡尔蔡司、瑞士龙沙等世界一流企业进驻，并揭牌成立了“世界500强企业家俱乐部”;引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国际一流高校，与中国科学院、中国信通院、南洋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共建40个战略新兴领域的科研机构及研发平台;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共建创新交流平台，形成知识创新国际交流常态化机制。启动运营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构建开放创新成果产业化体系。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的价值。中新广州知识城注重开放创新成果的转化，面向全球招引了王晓东、施一公等全球顶尖生物医药人才，聚焦肿瘤防治、基因检测、高性能医疗设备的研发制造、智慧医疗产业开发等前沿技术，推动一批集研发、制造于一体的重大生物医药项目完成产业化。融合国内外人才、技术与资本的全链条集成电路项目形成量产。推动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多个开放创新项目产业化发展。

　　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知识产权既可以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综改试验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先后引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一批知识产权保护机构，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广东分中心，建设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平台，提供知识产权金融全链条服务，包括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行纯专利证券化产品、落地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建设知识产权交易商城等。

　　构建开放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人才政策方面，重磅推出“海外尖端人才八条”“国际人才自由港十条”等。招商方面，聚焦重大项目、创新突破、模引领、特质环境、金融支撑、汇聚英才、顶尖研发、集群品牌等，制定了“黄金10条”“风投10条”“知识产权10条”“生物医药10条”等。营商环境方面，依托北上广深首个营商环境改革局的作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立法保障方面，制定《广东省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大力支持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

　　3、推动开放创新生态继续优化和完善

　　中新广州知识城通过构建4大体系推进开放创新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超过100名战略科学家、1300名高层次人才安家落户，粤芯、康方生物等一批突破关键技术的龙头企业扎根黄埔，仅在2021年，完成竣工投试产项目89个，达产产值超过1700亿元，为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目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下一步中新广州知识城要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等更多国家更多领域的科研合作，需要继续优化和完善开放创新生态，从人才、技术(知识产权)、资本和创新环境等4个方面重点发力。

　　重点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人才作为全球化时代知识流动的载体，对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美国长期以来对于全球人才的高水平开放为其科技创新能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中新广州知识城要立足国际人才自由港定位，加强与中国科协的合作，重点支持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第一，建立“1+N”协同机制。依托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加强其与中新联合研究院、中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知识城)等广州开发区其他创新创业载体合作，建立一批离岸基地合作中心和海外站点，延伸全球离岸创新资源网络，拓宽项目资源渠道，探索海外预孵化机制，推动最新科技成果和人才项目落地中新广州知识城。第二，优化和健全离岸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依托科研院所为海外人才提供就业岗位和技术合作，开展技术成果对接、专业学术论坛双创活动。立足海外人才项目需求，建立健全孵化场地、创业辅导、市场推广、管理咨询、投融资、知识产权、人才引进等专业服务。加快完善国际化知识社区建设，解决海外人才安家乐业的后顾之忧。第三，发挥与自贸区联动发展的优势，探索离岸科创制度创新。探索境内外一个团队、一个标准、一个政策体系的共建、共管模式，优先选择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的区域科技合作，其次是德国、荷兰、芬兰等对美国技术依赖较低的国家，探索试行国家科技计划相互开放机制，共同探索技术标准互认、认证制度互认、检验制度互认，降低离岸基地企业产品、服务出口壁垒。围绕智能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建设保税研发平台，探索电子围网的离岸研发模式，对离岸基地企业所需的研发设备、研发材料实行保税，根据实际研发耗用核销，降低企业研发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吸引更多研发企业集聚。建立外籍高端人才绿色通道，对于外籍人才急需短期来访，来不及办理入境签证的，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口岸签证入境。放宽外籍人才年龄条件，支持外籍留学生在离岸基地创新创业。进一步优化“海外尖端人才8条”政策。

　　加快优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体系。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作用更加凸显。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综改试验区，中新广州知识城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优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为开放创新保驾护航。第一，探索知识产权国际互认制度。深化中新合作，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探索与新加坡建立知识产权快速互认制度。依托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合作基础，深度参与金砖国家、中美欧日韩、中日韩、中国—东盟等小多边知识产权合作，加强与各方政策和业务规则交流，支持企业积极参与相关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双边、多边的国际知识产权快速互认制度。第二，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跨境交易中心。依托现有的知识产权交易商城基础，继续承办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加大宣传，吸引全球更多知识产权成果在知识城参展、交易，不断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跨境交易中心，探索开展技术价值评估、场内外交易等综合技术跨境交易服务，研究符合国际标准的跨境技术交易体系。第三，探索海外知识产权服务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审查业务合作，拓展“专利审查高速路”国际合作网络。引导创新主体合理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服务体系等渠道，提高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效率。建立健全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提升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能力，鼓励保险机构加大拓展知识产权海外侵权保险业务。

　　面向全球资本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展。金融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一环，也是开放创新必不可少的保障。中新广州知识城需要立足短板加强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发展。第一，探索加大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化金融创新资源聚集地。探索进一步放宽金融外资准入限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包括香港)金融机构在知识城内设立银行、证券、保险、金融租赁、财务公司、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第二，支持企业赴新加坡上市，拓宽创新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发挥“创新+金融”模双向促进作用，围绕金融链完善创新链，积极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和市场化手段，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加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战略合作，鼓励与新加坡交易所加强合作，支持中新广州知识城内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第三，探索设立创新特殊基金，构建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机制。面向全球，探索设立知识城创新特殊基金、科学研究基金等，建立基础研究投入长效机制，突出“从0到1”的原创导向，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前瞻部署，大力推动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研究。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和投资基金，支持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内发起、管理人民币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有序推进与香港、新加坡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和特色金融合作，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扩大跨境投资空间，丰富投资产品类别和投资渠道。

　　深化改革营造激励开放创新的环境氛围。中新广州知识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营造激励创新、鼓励合作、宽容失败的开放环境。第一，创新科技项目组织模式。聚焦底层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软件、高端芯片、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创新科技项目组织方式，积极落实“揭榜挂帅”制度、“赛马制”、首席科学家制等方式，建立“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新机制，明确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简政放权，建立服务于目标实现的管理方式和资金使用制度，明确目标责任、强化问责考核，体现“奖优罚劣”、“问责问效”，建立责权统一、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管理机制，面向全球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科学家开放，通过“一技一策”解决“卡脖子”问题。第二，优化科技成果配置管理机制。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支持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探索将试点经验推广到更多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创新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方式。支持将职务科技成果通过许可方式授权中小微企业使用。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容错纠错机制。（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