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只有伟大政党才能担负起这个伟大使命。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目标。之后，通过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经验。

　　核心要义是政治建党

　　延安时期，毛泽东首次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转变，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七大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正是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另外，政党成熟与否，与是否形成领导核心密切相关。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领导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显著标志。1943年3月，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确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程序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七大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成熟的稳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政治建设的最大成果。

　　首要任务是思想建党

　　党中央刚落脚陕北时，党员人数由土地革命战争高峰时的30多万锐减到4万。1938年3月，陈云起草《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定大量的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但是，在党员数量激增的同时，带入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老党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低，而且还存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问题。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党组织的方针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号召开展学习运动，提高理论水平。在延安整风前，党内思想不统一，不少高级干部理论上不清醒，采取模糊态度。之后，通过开展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延安时期注重增强党员党性修养。通过学习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的《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论著，实现了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加强了思想建设。

　　鲜明特色是抓关键少数、管绝大多数

　　延安时期，党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形成了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整体推进的格局，培养了一批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干部队伍。首先，党的建设紧紧抓住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哲学上讲就是牵住了“牛鼻子”。整风运动按照高级干部—全党—高级干部的部署展开，通过抓关键少数，达到管绝大多数的目的。其次，在领导干部中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实际困难，形成水乳交融的党群、干群关系。再次，领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每月仅有5元菜金，给客人管饭要从他的伙食标准中扣除，因此有“来贼不怕来客怕”的说法。续范亭曾写诗称赞朱德：“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经历两次铁窗的任弼时，身体虚弱，但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

　　鲜明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严”字当头。一是坚持制度从严。针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明的宗派主义以及其他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另设中原局和南方局，把“四个服从”列为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内容，强调在言论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原则。1941年，出台了边区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二是坚持从严执行。黄克功因谈恋爱未成功，杀害了女青年刘茜，被判死刑。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刘振球1938年升任某团政委，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甚至与山西反动分子秘密往来，被开除党籍。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被依法处以死刑。《解放日报》发文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三是坚持监督从严。延安时期，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实践了以人民为主的监督形式，形成由党内监督、党外监督、参议会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组成的监督体系。

　　伟大成果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用“肃反”来统一思想，不仅没有锻造党员干部，而且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延安整风期间，创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通过“红脸出汗”，党风得到明显好转。《解放日报》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阵地，一直跟踪报道各地、各部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总结经验，弥补不足，推动整风运动顺利进行。另外，写笔记是一个创造之举。整风期间，周恩来进行深刻自我解剖，写了5万字笔记。张闻天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犯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写了约4万字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表题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讲话，指出：“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基本解决了“一条心”和“半条心”问题，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力和凝聚力。

　　有效载体是教育活动

　　延安时期，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土改整党是加强党建的实践方式。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之后一段时间出现“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催人振奋局面。但在党员干部中还存在教条主义倾向，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仍然较低。为此，党开展了延安整风，开创了通过学习教育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有效途径。1947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上说：“现在共产党力量增强，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这可以说是共产党训练“最大的成功”。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如何动员人民打倒国民党的核心任务，开展土改整党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在“参军保田”口号下，各地农民不仅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等，加快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程。■